对达豪集中营的党卫军医生西格蒙德·拉舍尔而言，1942年的开端是一个被双重祝福照亮的新年：当局不仅批准了他梦寐以求的人体实验，还承诺提供一批新鲜的苏联人样本。

拉舍尔的实验从不像其他人那样温和，他将囚犯推进减压舱，模拟万米高空的极端环境，看着他们在缺氧中挣扎嘶吼，直到肺部破裂，冻得发紫的手指抠进舱壁，留下一道道血痕。

面对这些，拉舍尔也只是面无表情地记录数据，连眉头都不皱一下。

“这不算残忍，”他常对着同事念叨，“比起那些在前线浴血的士兵，他们能为帝国的生物学研究献身，已是最大的价值。”

拉舍尔并不是个例，整个德意志的集中营都在践行着这份疯狂：萨克森豪森的囚犯被注射未知毒素，观察身体反应；布痕瓦尔德的犹太人被强制接受实验，还宣称是为了种族改良；拉文斯布吕克的女囚被硬生生切开皮肤，测试磺胺类药物的疗效。

因此，他认为自己所做的，也都只是必要的牺牲。

此时在东线战场，苏联红军的抵抗愈发顽强，甚至开始组织反攻，这让他的实验多了一层政治任务的意味。

为了拯救东线战场冻僵的帝国士兵，他开启了极寒试验。

5月，柏林的勃兰特发来急电：纳粹高层要求用新到的苏联战俘，以作对比。

电报中特别强调，送到达豪做试验的战俘中有一名苏军政委，是极其珍贵的标本。实验后的遗体必须完好无损地送回柏林，由最高专家亲自解剖。

拉舍尔兴奋至极。在苏联人到来前，他已用几十名达豪囚犯建立了人体失温基线，摸清了普通人在冰水中的极限。

十分钟冷休克挣扎，三十分钟四肢失温、不受控痉挛，五十分钟至一小时便达生理临界点，最终在绝望中失去生机。

为了凸显这具完美标本的价值，他先消耗掉了其他苏联战俘，来验证这套失温基线的正确性。

直到最后一场试验，他才下令将这名政委和一名年轻的苏联士兵带上来，剥去衣物压入两个冰水桶里。

大量冰块倾倒进去。拉舍尔站在一旁，手里握着怀表，等待指针走向终点。

然而，试验开始变得诡异。

一个小时过去了，预期的昏迷没有到来。两个小时过去了，水桶里的温度已经逼近零度，两人还是清醒如初。

按照拉舍尔的基线数据，到了这一步，普通人连神经信号都该被冻结了。但这两个苏联人呆了足足两个半小时，那个年轻士兵竟然还能在水里挣扎，甚至还能叫喊。

“给我们打个麻药吧！我实在受不了了，求你们啦！”年轻的士兵不停叫嚷。

拉舍尔听不懂俄语，但他感到无法名状的烦躁。

他转头问身旁懂俄语的同事：“那个苏联人到底在叫什么？”

“他在恳求我们注射麻药。”同事的声音有些发颤。在零下气温的实验室里，他的额头上竟然渗出了冷汗。

“可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在叫？”拉舍尔转过头，看向隔壁的水桶。

里面的政委从头到尾纹丝不动，皮肤呈现出灰败色，肌肉组织大面积坏死。冰霜凝结在眉睫上，下颚咬得死紧，腮帮痉挛。

最让拉舍尔脊背发凉的，是他的眼睛。

体温急速流失，那双眼睛却没涣散，反而越过了实验室的灯窗口，直直刺向拉舍尔。

目光里盛满不加掩饰的轻蔑。

在政委的注视下，拉舍尔突然感到强烈的挫败感。就好像自己空攥着生杀予夺的权力，实则不过是个徒劳折腾的跳梁小丑，可笑又卑微。

“这就是勃兰特理想的标本？耐受度如此之高，简直不是人类！”同事咽了口唾沫，“难怪柏林要我们完好无损地把尸体交回去。”

就在这时，冻成冰雕的政委突然动了。他的脖颈艰难转动，看向隔壁崩溃的战友，嘴唇开合。

寥寥几句微弱的俄语，就让年轻人的哭嚎戛然而止。

“他又说了什么？”拉舍尔上前一步，几乎要趴在玻璃上。

同事倾听着，脸上的惊奇转为了震撼。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梦呓般翻译道：“他说……‘同志，别像狗一样向法西斯乞食。把眼泪收回去，告诉这些畜生：开枪！’”

话音刚落，拉舍尔看到了令他毕生难忘，且无法用任何医学原理解释的一幕。

两个在冰水中浸泡了近三个小时，生理机能理应彻底瘫痪的男人，竟然各自从冰水中抬起了一条手臂。

拉舍尔甚至能清晰地听到，他们抬手的时候，皮下冻僵的肌肉纤维强行拉扯，发出了细微的撕裂声。

他们隔着水桶的边缘，在半空中颤抖着靠近，然后用尽全身仅剩的热量，郑重地握在了一起。

“他们现在又在说什么？”拉舍尔急切地催促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