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点钟的清河县城，街上人多。赶集的老乡背着竹篓，穿深灰布衫的厂里职工骑自行车摁铃，几个大娘蹲在路沿上卖萝卜干和腌白菜。日杂店门口挂着一排搪瓷盆，红的绿的，被太阳晒得晃眼。

许冬儿走在傅良屿侧后方，看着他的背影。他走路的时候肩膀微微往前，步子稳。灰扑扑的解放鞋踩在泥地上，印子一个接一个。

前世她没仔细看过他走路的背影。那天从街道办事处出来——她和赵建国领证那天——她回头看了一眼街对面，看见傅良屿一个人从宣传栏前面走过去，手里什么都没拿。

她当时想的是，还好不是我。

现在她跟在他后面，踩着那些脚印往前走，心里很安静。

两个人一前一后走了半条街，经过供销社门市部，拐过菜市场，上了青砖路。街道办事处就在前面，一栋灰扑扑的小二层楼，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木牌子——“清河县城关镇街道办事处”。门框两边贴着褪了色的标语，一个写着“计划生育”，一个写着“晚婚晚育”。

门口站着一个上了年纪的修鞋老头，膝盖上铺着皮围裙，嘴里叼着麻线，看见一男一女走过来，抬眼多看了两眼，手里的锥子没停。

许冬儿先迈上台阶。刚要推门，傅良屿开口了。

“许冬儿。”

她回头。

他站在台阶下面，仰脸看她。阳光从他背后打过来，脸上的轮廓分明，眼睛里的神色她读不懂。

“你现在反悔，”他说，“还来得及。”

许冬儿看着他，忽然想起前世死之前的那个冬天。赵建国三天没回家，煤烧完了，她挺着八个月的肚子去街角搬蜂窝煤，雪地滑，她摔了一跤。煤滚了一地。她坐在雪地里，浑身疼，一个人都叫不出来。

“不反悔。”

她推开门进去了。

傅良屿在原地站了片刻，然后也迈上台阶。门在他身后合上了。

街道办事处里面不大，一张长条桌，两把木椅子靠墙摆着。墙上贴着红纸黑字的办事流程，窗户开着半扇，穿堂风把桌上的一沓表格吹得哗啦啦响。

管登记的女同志四十来岁，圆脸，棉布罩衫的袖口磨得起了毛边，胳膊上套着两只蓝布袖套。看见许冬儿进来，抬了一下头。

“办事？”

“嗯哪，领证。”许冬儿把两张介绍信和照片放在桌上。

女同志拿起来看了看，又看看她，再看看跟进来的傅良屿，眉头动了一下，没说什么。她从抽屉里拿出两张空白结婚证，对着介绍信上的信息开始填。

“姓名。”

“许冬儿。”

“年龄。”

“二十二。”

“工作单位。”

“供销社。”

女同志写到一半，抬头多看了她一眼。“供销社的？”

“嗯哪。”

女同志眼光从许冬儿脸上扫到傅良屿脸上，明显认出了谁是谁。清河县城就这么大，供销社就那么几个人，许冬儿跟赵建国的婚事在大院里传过不止一回。

她没多问，低下头继续写。笔尖刮在红纸上，发出沙沙的声音。写完许冬儿那一栏，她抬起头，看向傅良屿。

“你呢，同志，姓名、年龄、单位。”

“傅良屿，二十五，清河县农机厂。”

“自愿结婚？”

“自愿。”许冬儿说。

傅良屿的声音隔了半拍才响起来：“自愿。”

不高，但很稳。

女同志写完最后一行，拿起公章，在红印泥上摁了摁，啪嗒一声盖在两份结婚证上。她把其中一份推过来。

“办好了，拿去吧。”

许冬儿低头看着那张结婚证。大红底子，烫金的“结婚证”三个字，底下一行钢笔字端正地写着她和傅良屿的名字。两个名字并排，隔着一指宽的距离。

前世她也拿过这么一张证，上面并排写的是她和赵建国。她那时候觉得那个名字是归处、是前途、是一辈子的好日子。

不是。

她把结婚证合上，按在怀里。纸面微微发硬，抵着胸口。

“谢谢同志。”她说。

转身推门。外面的阳光比刚才更亮，整条街都晒在白光里，卖萝卜干的大娘还在吆喝，有人推着独轮车从街角拐过去，轱辘吱呀吱呀响。

许冬儿站在办事处门口的台阶上，深深吸了一口气。十月的冷空气灌进肺里，清冽得很。

傅良屿跟出来，站在她身后，没说话，也没催她走。

修鞋老头抬起眼皮看了看他俩，又看看许冬儿手里露出来的红纸角，嘴里嘟囔了一句：“这闺女嫁对人了。”

声音不大，但许冬儿听见了。

她没回头，嘴角动了一下。

两个人并肩走下台阶，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这次许冬儿走在他右手边，步子和他的差不多快。路过菜市场的时候有人喊她的名字，她没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