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白色药水
回到医院的时候,已经过了夜里十一点。
住院部的大门锁了,但侧门还开着,供急诊病人和晚归的家属通行。门卫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穿着深蓝色的制服,坐在小窗后面看手机。林墨和晚舟经过的时候,他抬了一下眼皮,目光在他们身上停了一秒,又低了下去。这个城市里每天有无数的病人和家属在深夜进出医院,他不需要知道他们是谁,不需要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只需要确认他们身上没有带着不该带的东西。
电梯里只有他们两个人。林墨靠在电梯壁上,身体的重心从左脚换到右脚,又换回来。他很累。不是因为走了很远的路——矿洞来回的路程不过几公里——而是因为他的身体在做一件他意识不到的工作:适应一只新右手。那只手——老周的手——现在长在他的手腕上,皮肤、肌肉、骨骼、神经、血管,全部和他自己的手臂完美对接。但他能感觉到它是“外来”的。不是排异反应,而是一种更细微的、像穿了一双新鞋的感觉——合脚,但还没有被踩出属于你的形状。
电梯到了四楼。门开了,走廊里的灯已经调成了夜间模式,只有靠墙的一排小灯还亮着,昏黄的,像一排快要燃尽的蜡烛。护士站里值夜班的护士换了一个人,不再是之前那个,而是一个年轻的、梳着马尾辫的女孩。她看到林墨穿着自己的衣服从电梯里走出来,皱了皱眉。
“林墨?”她看了一眼电脑屏幕,“你怎么换衣服了?你晚上出去了?”
“出去走了走。”林墨说。
“住院期间不能擅自离院。你不知道吗?”
“知道了。下次不会。”
护士看着他,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最后只是叹了口气,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新的住院须知,放在台面上。“签个字。下次再出去,我要报告主治医生了。”
林墨拿起笔——不是他的那支晨光笔,而是护士站台面上用细绳拴着的一支蓝色圆珠笔——签了自己的名字。字迹歪歪扭扭的,因为他的右手在签字的瞬间微微抖了一下。不是新手的适应问题,而是那只手在“写”这个动作上太熟练了。它写了五年,在地下,在混凝土上,在岩石上。现在它在一个普通的、拴着细绳的圆珠笔上写字,那种巨大的反差让它的肌肉产生了某种本能的困惑。
他放下笔,走回病房。
病房里的灯已经关了,只留了床头的一盏小夜灯。靠门的那张床上,老人已经睡了,呼吸声很重,像一台老旧的鼓风机。他女儿不在,折叠椅收起来靠在墙边,上面搭着一件外套。中间的那张床——白天是空的那张——现在躺了一个人。一个中年男人,光头,脸色蜡黄,嘴唇干裂,闭着眼睛,眉头紧锁。他的手上扎着留置针,透明的细管连着挂在床头的输液架,输液架上挂着一袋透明的液体,正在一滴一滴地往下滴。
林墨的病床还是老样子。病号服重新叠好了,毛巾还在床头栏杆上,拖鞋还在床边,保温杯里的柠檬水已经彻底凉了,柠檬片沉在杯底,像两艘搁浅了很久的船。晚舟把折叠椅从墙边拉过来,放在床边的位置,坐了下来。
“你睡床上。”林墨说,“我睡折叠椅。”
“你是病人。”
“你走了一晚上的路。”
“你是病人。”晚舟重复了一遍,把折叠椅的靠背调低了一些,然后从帆布包里掏出一件叠好的外套,打开,盖在身上。“我睡这里。你明天打化疗,需要休息。我不需要。”
林墨没有继续争辩。他脱了外套,换上病号服。病号服的布料很粗糙,像砂纸一样磨着他的皮肤。他躺到床上,把被子拉到下巴。枕头有消毒水的味道,床单是刚换过的,叠得很平整,躺在上面像躺在了一张刚裱好的画纸上。
“林墨。”晚舟的声音从折叠椅的方向传来。
“嗯。”
“你的右手感觉怎么样?”
林墨把右手从被子里伸出来,举到眼前。小夜灯的光很暗,只能看清手掌的轮廓和五根手指的形状。他握了握拳,骨节咔咔作响。又张开,五根手指伸直,指缝间透出小夜灯昏黄的光。
“它不认识我。”林墨说,“我也不认识它。但我们得学会认识。”
晚舟没有回答。几秒钟后,林墨听到了她的呼吸变得均匀而绵长。她睡着了。走得比他说得多。
林墨把右手放回被子里,闭上眼睛。他以为他会失眠——脑子里装了太多东西:老周的意识还在不在那只手里?顾衍还会不会来?苏镜去了哪里?化疗会多痛苦?头发什么时候掉?呕吐的时候晚舟会不会受不了?——但他的身体比他更聪明。在最后一个问题还没想完的时候,他就沉入了黑暗。
没有梦。
早晨是被隔壁床老人的咳嗽声吵醒的。天刚亮,窗外是灰蓝色的,云层很厚,没有阳光。老人坐了起来,用纸巾捂着嘴,咳得很用力,肩膀一耸一耸的。他的女儿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正端着一杯水站在床边,另一只手在拍他的后背,节奏很慢,很稳,像在拍一个哭闹的婴儿。
中间床的中年男人也醒了。他没有动,只是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目光很空,像在看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他的手还扎着留置针,输液架上的袋子已经换了一袋,液体是白色的,像稀释过的牛奶。
晚舟不在折叠椅上。外套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椅面上。帆布包也不在了。
林墨坐起来,穿上拖鞋,走到走廊里。走廊比晚上亮了很多,日光灯管全开着,白花花的光照在白色墙壁和白色地面上,像一间被漂白了的房间。护士站的护士换成了白班的,是昨天下午接待他的那个圆脸女孩。她看到林墨,说:“你妻子去食堂买早饭了。她说你七点之前不能吃东西,要抽血。她给你买了粥,抽完血再吃。”
林墨点了点头。他回到病房,坐在床边,等着抽血。
七点十分,护士推着小车来了。车上放着试管架、消毒棉、止血带、采血针。她把林墨的袖子卷上去,露出右手的肘窝。她拍了拍他的血管,用酒精棉擦了擦,然后扎针。针头刺进皮肤的时候,林墨的右手没有任何反应——不抖,不缩,不疼。那只手对针头的耐受度比他自己的手高得多。
“你不怕疼?”护士问。
“不怕。”林墨说。这次他没有说谎。
抽了三管血。护士把试管贴上标签,放在试管架上,推着小车走了。林墨用左手按着右胳膊肘窝的棉球,按了五分钟,然后扔掉。
晚舟回来了。她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碗白粥、一个茶叶蛋、一碟咸菜。她把粥倒进保温杯的盖子里,放在床头柜上,又把茶叶蛋剥了壳,放进盖子旁边。
“抽完血了?”她问。
“抽完了。”
“那吃吧。”
林墨端起保温杯的盖子,用塑料勺舀了一口粥。粥很烫,他吹了吹,送进嘴里。白粥,没有味道,但胃很暖和。他吃了半碗,又吃了那个茶叶蛋。蛋白很硬,蛋黄噎人,他喝了两口水才咽下去。
八点整,程医生来查房。他穿着白大褂,后面跟着两个实习医生,一男一女,都拿着文件夹,表情很认真。程医生走到林墨床前,看了看床头的心电监护仪——林墨还没有上监护,屏幕上什么都没有——又看了看挂在床尾的病历本。
“昨晚睡得好吗?”程医生问。
“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