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病历

挂号是在网上办的。

晚舟用新身份证办了一张银行卡，绑定手机支付，在肿瘤医院的APP上抢了一个专家号。专家姓程，副主任医师，专攻胰腺癌，号很难抢。晚舟在放号前十分钟就打开了手机，不停地刷新，放号的瞬间点了进去，居然抢到了。她把截图发给林墨看，附带一句话：“我的手速还在。”

林墨看着那条消息，靠在沙发上，手机举在脸前。他想回一句“你以前打游戏的时候手速就快”，但打了几个字又删了。这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肿瘤医院在城市东边，从公寓打车过去要四十分钟。林墨和晚舟起了个大早，六点半就出门了。晨光很淡，像一层薄薄的灰色纱幔罩在整个城市上方。晚舟穿了一件深绿色的外套，头发编成一条辫子垂在胸前。她没戴口罩——现在她有身份证了，不需要再躲着监控和目光。但她还是戴了一顶棒球帽，帽檐压得很低，像一个不想被阳光晒到的人。

医院很大，门急诊楼是新建的，玻璃幕墙反射着灰蓝色的晨光。大厅里已经有很多人了——挂号窗口前排着长队，自助机前也围着人，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和焦虑的气味。有人在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但语气很急；有人坐在轮椅上，被家属推着，脸上盖着一条毯子；有人蹲在角落里，抱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CT片子。

林墨站在大厅中央，看着这一切。他来过这里。三个月前，他在同一栋楼里拿到了那张诊断书。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的右手会在那天晚上变成一支笔，不知道他会因此害死一个人、涂掉一个人、创造一个吃水饺的女人。那时候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刚被确诊为胰腺癌晚期的患者。现在他回来了，带着一只普通的手，一个重新获得身份的妻子，和一个他没有还清的债。

“三楼，C区。”晚舟看着手机上的预约信息，“程医生的诊室在320。”

电梯很挤。林墨和晚舟被挤到了最里面的角落，他的后背贴着电梯壁，晚舟站在他面前，两只手撑在他身体两侧的墙壁上，像一堵人肉围墙，不让别人挤到他。她这个动作做得很自然，但林墨注意到她的手指在微微发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她要用很大的力气才能让自己的手臂保持不动。

电梯到了三楼，门开了。C区是一条长长的走廊，两侧是诊室的门。走廊里坐满了人，塑料椅排成两排，中间的过道只够一个人通过。有人在看手机，有人在看报纸，有人在闭目养神，有人在小声打电话。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有同一种表情——不是痛苦，不是恐惧，而是一种“我已经习惯了”的麻木。

林墨找到320诊室，门口的电子屏上显示着“程建国副主任医师第12号”。林墨的号是15号。他坐在诊室门口的塑料椅上，晚舟坐在他旁边。椅子很硬，靠背很直，坐久了腰会酸。

等了大约四十分钟，电子屏上的号码跳到了15号。

“请林墨到320诊室就诊。”

林墨站起来，晚舟也跟着站起来。

“你在外面等我。”林墨说。

“我跟你进去。”

“你在外面等我。”林墨重复了一遍。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坚持一个人进去——也许是因为他不想让晚舟听到医生说的那些话，那些关于存活率、化疗方案、五年生存期的冰冷数字。那些数字他已经听过一次了，再听一次也不会更轻松。但他不想让晚舟也听一遍。

晚舟看着他，没有争辩。她坐回椅子上，把挂在肩上的帆布包放在膝盖上，双手抱着。

林墨推门走进诊室。

诊室不大，一张办公桌，两把椅子，一张检查床，一个洗手池。墙上贴着各种宣传画——肿瘤防治知识、化疗期间的营养建议、疼痛管理指南。窗户开着一条缝，风吹进来，把桌上的病历本吹得翻了几页。

程建国坐在办公桌后面，四十多岁，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头发很短，鬓角有白发。他穿着白大褂，胸前别着工牌，上面有照片和职称。他正在看电脑屏幕，手指在鼠标上点了一下，然后抬起头，看着林墨。

“林墨？”

“是。”

“坐。”

林墨坐下来。程医生从桌上的打印机里抽出一张刚打印出来的纸，看了一眼，放在桌上。

“你是第一次来我们医院？”他问。

“不是。三个月前来过。挂了急诊，做了CT，拿了诊断书。没有复诊。”林墨说。

程医生推了推眼镜，在键盘上敲了几下，盯着屏幕看了几秒。他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然后松开。

“你的病历我调到了。三个月前，CT显示胰腺尾部有一个2.8厘米的占位，高度怀疑是胰腺导管腺癌。肿瘤标志物CA19-9是正常值的四十多倍。当时急诊科的医生建议你住院做进一步检查，你没有住。”

“我知道。”

“这三个月，你有没有做任何治疗？”

“没有。”

“有没有吃过任何药物？中药？偏方？或者任何替代疗法？”

“都没有。”

程医生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腹部。他看着林墨，目光不是责备，而是一种“我需要你告诉我为什么”的审视。

“为什么没有治疗？”他问。

林墨张了张嘴。他不能说实话——不能说“因为我的右手变成了一支笔，我忙着涂改世界，没时间治癌症”。但他说了另外一个实话。

“因为我害怕。”林墨说，“我怕化疗，怕掉头发，怕呕吐，怕躺在病床上变成一个不是我自己的人。所以我跑了。我告诉自己‘我没事’，然后假装没有这回事。现在我不怕了。”

“为什么不拍了？”

“因为有人告诉我，怕没有用。”

程医生看着他，沉默了几秒。然后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空白处方笺，在上面写了几行字。

“先做检查。增强CT，血常规，肿瘤标志物全套，还有这个——”他把处方笺递过来，“PET-CT。这个检查自费，六千多。但能看清楚全身的情况，包括有没有转移。你如果经济上有困难，可以不做PET-CT，用普通CT也能看，但没那么清楚。”

林墨接过处方笺，看着上面潦草的字迹。他能认出“PET-CT”和“增强CT”，其他的要连蒙带猜。

“做。”林墨说，“全做。”

程医生点了点头，又在键盘上敲了几下：“CT和抽血今天就能做。PET-CT需要预约，排期大概要一周。你先去做CT和抽血，出结果之后再来找我。如果PET-CT的预约时间比下次门诊晚，你可以直接来诊室找我加号。”

“好。”

程医生站起来，走到洗手池前，拧开水龙头，挤了一点洗手液，慢慢地搓着手指。他洗手的动作很仔细，指缝、指甲、手腕，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水声哗哗的，在安静的诊室里显得很大声。

“林墨。”他没有回头，“你三个月没有治疗，按道理说，如果肿瘤是恶性的，这三个月它应该长大了不少。但也有极少数的情况，肿瘤生长缓慢，甚至不生长。我希望你是那极少数。”

林墨站起来，把处方笺折好放进口袋。

“我也希望。”他说。

他走出诊室。走廊里的塑料椅上，晚舟还坐在那里，帆布包抱在怀里，棒球帽的帽檐遮住了她半张脸。她看到林墨出来，站起来，走到他面前。

“医生怎么说？”

“先做检查。CT和抽血今天做。PET-CT要等一周。”

“他没说……能治吗？”

“他没说。他要先看结果。”

晚舟点了点头，没有再问。她拿起帆布包，挂在肩上，跟着林墨往CT室的方向走。

CT室在二楼，走廊的尽头。门口的长椅上坐着几个正在等检查的人，其中有一个老人，头发全白了，穿着一件蓝白条纹的病号服，外面套了一件军绿色的棉袄。他的家属是一个中年女人，应该是他的女儿，正在给他喂水。老人的手在抖，水杯里的水晃来晃去，洒了一些在病号服上。

林墨在自助机上刷了诊疗卡，取了号。前面还有四个人。他和晚舟坐在长椅上，和那个老人隔了几个位子。

等了大约半个小时，叫到了林墨的号。他走进CT室，脱了外套，躺在检查床上。技师是一个年轻的男人，戴着口罩，说话很快。

“双臂举过头顶，不要动。憋气。好，可以呼吸了。再憋气。好，可以了。”

整个过程不到十分钟。林墨从检查床上下来，穿好外套，走出CT室。

晚舟在门口等他。

“疼吗？”她问。

“CT不疼。”

“我知道CT不疼。我问的是别的。”

林墨看着她。她的眼睛里有血丝——不是熬夜的那种红，而是一种更深的、像血管被什么东西撑开了的红。

“别的也不疼。”他说。

“你在说谎。”

“我说谎的时候右眼皮会跳。你看着我的右眼皮。”

林墨睁大了右眼，晚舟盯着看了两秒。他的右眼皮没有跳。

“你没说谎。”晚舟说，“那你怎么不疼？”

“因为还没有开始疼。”林墨说，“等化疗开始了，就会疼。到那时候我可能就不会这么轻松了。”

晚舟低下头，看着自己的鞋尖。

“那时候我也在。”她说。

抽血在四楼。静脉采血室门口排着长队，全是等着抽血的人。有的在聊天，有的在玩手机，有的在闭目养神。空气里有一股淡淡的酒精味，混着一种说不清的、属于医院特有的甜腥味。

林墨排在队伍中间，晚舟站在他旁边。她低着头，在看手机，但手机屏幕是暗的——她不是在玩手机，她只是在假装自己很忙。

轮到林墨的时候，他坐到采血椅上，伸出右手的胳膊。护士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扎着马尾辫，动作很利索。她拍了拍林墨的肘窝，找到血管，用酒精棉擦了擦，然后扎针。针头刺进皮肤的时候，林墨的手指微微蜷了一下。

“怕疼？”护士问。

“不怕。”

“那你的手怎么攥得这么紧？”

林墨低头一看，他的右手攥成了拳头，指节发白。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护士抽了三管血，贴上标签，放在试管架上。“好了，按着棉球，五分钟后再松。”

林墨用左手按着右胳膊肘窝的棉球，站起来。晚舟接过他手里的外套，帮他披上。

“你的右手还是怕疼。”晚舟说。

“它不是我的右手了。它是一只好不容易变回人的手的手。它比以前更怕疼，因为它知道了疼是什么感觉。”

晚舟没有接话。她把林墨的外套领子整了整，然后两个人一起走出采血室。

剩下的检查要等一周。PET-CT的预约排在了下周三，程医生的复诊排在了下周五。这意味着他们有一个星期的空窗期——不用去医院，不用抽血，不用躺在检查床上憋气。只需要等。

林墨和晚舟走出医院大门的时候，已经是上午十一点了。太阳升到了头顶，阳光很烈，照在门急诊楼的玻璃幕墙上，反射出刺目的白光。门口有人在抽烟，有人在打电话，有人在哭。一个女人蹲在台阶上，把头埋在膝盖里，肩膀在抖。旁边站着一个男人，手里捏着一包纸巾，一张一张地抽出来递给她。

林墨看了那个女人一眼，然后移开了目光。他不能看太久，因为他怕自己也会蹲下去。

“打车吗？”晚舟问。

“走走吧。”林墨说，“不太远。”

他们沿着医院门前的马路往西走。这条路种着一排行道树，是法国梧桐，叶子很大，但现在是初秋，叶子还没有黄，还是深绿色的。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在地上投下一块一块的光斑，像碎掉的镜子。

走了大约十分钟，晚舟忽然停了下来。

林墨回头看她。她站在一棵梧桐树下，手里拿着手机，屏幕亮着。

“怎么了？”林墨问。

“周小禾发了条朋友圈。”晚舟把手机递给他。

屏幕上是一张照片——一碗面，汤是红色的，里面卧着一个荷包蛋。照片配的文字是：“今天是爸爸的生日。给他煮了一碗面。”

林墨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一碗面，红色的汤，荷包蛋。周大勇的生日。他女儿在给他煮面，而他已经不在了。死在绕城高速上，死在一场被改写过的车祸里，死在林墨的右手替他做的选择里。

“我想见见她。”晚舟说。

林墨抬起头，看着她。

“你说过你现在不见她。”

“我改主意了。”晚舟把手机收起来，看着林墨的眼睛，“今天是她爸的生日。她一个人在家，给自己煮了一碗面，拍了照发朋友圈，没有设置权限——所有人都能看到。她不是在分享生活，她是在喊救命。用一种很安静的方式。”

“你怎么知道她没有跟别人在一起？”

“你看看照片里的背景。”

林墨又看了一眼那张照片。面碗后面，是一张桌子，桌子上有一束花——白色的百合，插在一个玻璃瓶里。花后面是一面墙，墙上有一张遗像。黑白照片，一个中年男人，圆脸，眼睛不大但很有神。是周大勇。

照片里的背景，是周小禾的家。她一个人。

“我跟你一起去。”林墨说。

“不。我一个人去。”

“为什么？”

“因为我是那个给了她妈妈五十万的人。她妈妈知道我的名字，周小禾也知道。她对我有印象——不是‘见过我’的印象，而是‘我妈说过这个名字’的印象。”晚舟顿了顿，“而你，你是她爸爸短信里写的那个名字。她看到你，就会想到那条短信。她会问你‘你到底做了什么’。你能回答吗？”

林墨沉默了。

“我不能。”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