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钟响的时候,白明熠已经醒了。
他没有睡着。从凌晨三点开始,他就睁着眼睛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上的那道裂缝。裂缝从灯座延伸到墙角,中间分了一个叉。他数过很多次了,但今晚他又数了一遍。从灯座到分叉口,十三步——不是步,是视线移动的次数。他的目光沿着裂缝慢慢移动,像一只爬行的虫。从分叉口到墙角,七步。一共二十步。
窗外从黑变成深蓝,从深蓝变成灰,从灰变成浅白。窗帘的缝隙里透进来的光一点一点地亮起来,先是淡淡的,像被水稀释过的墨水,然后越来越浓,越来越实,最后变成一道明亮的光线,投在地板上,把空气中的灰尘照得一清二楚。
闹钟响的时候,他伸手按掉了。七点整。他坐起来,揉了揉眼睛。眼睛很干,像是被砂纸磨过。他昨晚没有睡,但不是第一次了。他习惯了。他知道怎么在没睡的情况下撑过一整天——少说话,少动,少想。不说话就不会暴露声音的沙哑,不动就不会暴露身体的迟钝,不想就不会暴露脑子的混沌。
他穿上校服,把拉链拉到最上面。洗漱的时候,他看了一眼镜子里的自己。眼睛下面有青黑色的痕迹,不是很重,但仔细看能看出来。他用冷水洗了脸,拍了拍脸颊,让皮肤红一些,遮住那些痕迹。没什么用,但他还是做了。
冰箱里还有面包。草莓馅的。他拿了一个出来,撕开包装,咬了一口。太甜了。他把剩下的塞进书包,不是想吃,是怕万一饿了。他不会饿,但他还是塞进去了。
出门的时候,楼道里的声控灯亮了。六楼,五楼……一楼。他推开单元门,外面的空气比楼道里新鲜,带着一点凉意。四月中旬的早晨还有些冷,但太阳已经出来了,照在对面的楼墙上,把墙面晒成暖黄色。
他往学校走。
巷子里的猫不在。也许还在睡觉,也许去了别的地方。墙头上空空荡荡的,只有几片枯叶,被风吹得贴在墙面上。白明熠走过那条巷子,脚步声在两面墙之间来回弹跳,像一颗被扔出去的球。
经过小区门口的便利店时,他停了一下。
玻璃橱窗里面,收银台旁边的货架上摆着各种烟。红色的、蓝色的、绿色的盒子,整整齐齐地码在一起。他站在橱窗前看了几秒,玻璃上映出他自己的脸——一个头发翘着、眼睛下面有青黑痕迹的少年,面无表情。他想起天台上那些烟头。那些被雨水泡过的、滤嘴发黄发胀的烟头。那些人蹲在管子旁边,点着一根烟,吸一口,吐出来,看着烟雾被风吹散。他们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就那么待着。
他不想割了。
昨晚他坐在桌前,美工刀在手里,刀片推出来,冰凉的,在台灯下反着光。他把刀片按在手腕上,按了很久,但没有划下去。不是不敢。是不想。他说不清楚为什么不想。可能是累了。可能是烦了。可能是那个声音——那个在脑子里说“等一下,再等一下”的声音——今天说得太多次了。他不想再听那个声音了。但他也不想割。
他把刀片收回去,放进口袋里。
然后他想到了烟。
他推开门,走进便利店。门上的风铃叮铃铃地响,收银台后面的店员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继续看手机。白明熠走到收银台前,看着那些烟盒。他不知道该买哪一种。他从来没有买过烟,也不知道什么牌子好抽。他的目光从红色的盒子移到蓝色的,从蓝色的移到绿色的,又从绿色的移回来。
“要什么?”店员头也不抬地问。
白明熠沉默了两秒。
“最便宜的。”他说。
店员抬头看了他一眼,目光在他脸上停了一下,大概是在判断他的年龄。白明熠没有躲避,也没有心虚。他站在那里,手插在口袋里,表情没有任何变化。店员没有问他多大,也没有要身份证。他从货架上拿了一盒白色的烟,放在柜台上。
“七块。”
白明熠从口袋里掏出钱,递过去,接过烟,塞进口袋里。他没有买打火机。他记得天台上那些烟头旁边有一个打火机,绿色的,塑料的,被人丢在那里。不知道还在不在。
他把烟盒塞进口袋里,和美工刀放在一起。一个冰凉的,一个也是冰凉的。但烟的盒子是软的,不像刀壳那么硬。他走出便利店,风铃又在身后叮铃铃地响。
他把校服拉链拉到最上面,缩了缩脖子,往学校走。
到学校的时候,还不到七点半。校门口已经有学生了,三三两两的,有的在吃早餐,有的在聊天,有的在往教学楼走。白明熠低着头穿过人群,没有看任何人。
他走进教学楼,爬上楼梯。楼梯间里有说话的回声,从上面传下来,模模糊糊的。他走到教室门口,推开门。
教室里人不多。前排坐着几个早到的,正在低头看书或者补作业。有人在吃包子,包子的味道混着教室里固有的那种粉笔灰和旧书的气味,说不上难闻,但也不舒服。
白明熠走进教室,没有看任何人。
他走到最后一排,把书包放在桌上,坐下来。
然后他抬起头。
他的目光越过一排排空着的座位、摞着课本的桌面、竖起来的课本、趴着睡觉的人,落在前排靠窗的那个位置上。
江维文还没有来。
那个座位空着。课本没有摞在桌角,笔没有放在课本上面,书包没有挂在椅背上。什么都没有。桌面上空荡荡的,只有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在桌面上画了一个亮闪闪的光斑。
白明熠看了两秒。
他把目光收回来,低下头,从桌兜里摸出那个面包。草莓馅的。他撕开包装,咬了一口。太甜了。他嚼着,目光又抬起来。
还是那个空座位。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看。也许是因为习惯。以前江维文总是比他早到,他到的时候,江维文已经坐在那里了。课本摞得整整齐齐,笔放在课本上面,和桌沿平行。书包挂在椅背上,拉链拉得严严实实。他坐下之前,会先看到那个背影。不是刻意的,就是看到了。就像你走进一个房间,会先看到窗户,先看到灯,先看到那个最大最显眼的东西。对他来说,江维文的背影就是那个最大最显眼的东西。
但现在江维文不在。
他应该移开目光。应该把面包吃完,把包装纸揉成团,扔进垃圾桶。应该趴下去,把脸埋进臂弯里,闭上眼睛,假装自己还没有醒。应该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看,什么都不在乎。
他咬了第二口面包。
目光还在那个空座位上。
他想起了昨天。路口,红绿灯,人群,江维文从对面走过来。白色的T恤,深色的长裤,深蓝色的双肩包。不急不躁的步伐。他说“好巧”。他说“嗯”。他们一起走了一段路,路过书店,路过奶茶店,路过小面馆。他们分开,又遇到,在公交站牌下。江维文说“明天,饭团。红豆的。”他说“我说了不用。”江维文说“我做了多了。”
白明熠把面包吃完,把包装纸揉成团。他没有扔进垃圾桶,攥在手心里,攥得很紧。包装纸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像在抗议。
他听到教室后门被推开了。
他没有回头。
脚步声从后面走过来。不急不躁,每一步都很稳。踩在地上几乎没有声音,但他听到了。那个脚步声经过他的座位,没有停,继续往前走。走到前排,停下来。椅子被拉开,书包放在桌上,课本一本一本拿出来,摞在桌角。笔放在课本上面,和桌沿平行。
白明熠没有抬头。他低着头,看着自己手里的包装纸。包装纸上那只粉色的兔子还在笑,笑得露出一排白牙。他看着那只兔子,觉得它很蠢。但他的手松开了,包装纸不再发出声音。
他把包装纸扔进垃圾桶。这一次,它没有弹出来。
上课铃响了。
第一节是语文。方老师讲文言文,讲的是《烛之武退秦师》。她在黑板上写了一大串注释,白明熠一个字都没有看进去。他趴在桌上,把脸埋在臂弯里。手腕上的绷带蹭着脸颊,粗粝的触感让他觉得安心。
他没有睡着。
他在听前面的声音。不是方老师的声音,是更近的、更轻的、他更熟悉的声音。翻书的声音。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偶尔轻轻叹一口气的声音。那些声音从前排传过来,隔着好几排座位,隔着那些叽叽喳喳的窃窃私语和椅子嘎吱嘎吱的响声,但他听得清清楚楚。好像那些声音是专门为他设计的,频率刚好,音量刚好,方向刚好。
他闭着眼睛。
他想,如果现在抬起头,应该能看到江维文的背影。校服领子服帖地翻着,头发剪得整整齐齐,坐得笔直。他的目光会越过那些同学的头、那些竖起来的课本、那些摞起来的书,落在那个人身上。
他没有抬头。
第二节是数学。
王老师讲函数的单调性,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坐标系,曲线弯弯曲曲地爬上去又落下来。白明熠看着那条曲线,想起自己笔记本里的那张装置图。曲线是平滑的,装置图是直的。曲线是自然的,装置图是人造的。曲线是数学,装置图是化学。他不讨厌数学,但也谈不上喜欢。他只是不需要。那些公式、那些定理、那些证明过程,对他来说像一门已经学会但不想再用的语言。他能听懂,能说,但不想说。
他在草稿纸上画了一条一样的曲线。然后他在曲线的最高点标了一个点,在旁边写了一个字:“烦。”
他盯着那个字看了两秒,把它涂成一团黑色的墨渍。
课间的时候,石磊从前排转过来。
“白明熠,你周末干嘛了?”他问。
白明熠没理他。
“我周末去打游戏了,打了一整天,手都抽筋了。”石磊伸出手,在他面前晃了晃,“你看,是不是肿了?”
白明熠没有看。
石磊把手缩回去,也不在意。他转头跟后排的人继续聊游戏,说什么“那个新英雄太强了,一刀一个”。白明熠听着他的声音,觉得像一只苍蝇在耳边嗡嗡嗡。烦,但他没有让他闭嘴。因为他知道,如果石磊不说话,他就会听到前面的声音。翻书的声音。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轻轻叹一口气的声音。那些声音比石磊的声音更危险。因为它们会让他想抬起头。
他没有抬起头。
第三节是英语。
方老师讲阅读理解,讲了一篇关于环保的文章。白明熠没有听,也没有趴着。他坐直了,但脑子里在想别的事。他在想口袋里的那盒烟。七块钱,白色的盒子,不知道什么牌子。他摸了摸口袋,烟盒还在,和美工刀靠在一起。他想起天台上那些烟头旁边的那个绿色打火机。不知道还在不在。他打算中午去天台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