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继续往前走。经过一家奶茶店，门口排着队，都是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叽叽喳喳地说着话。白明熠从他们身边走过，闻到一股甜腻的奶香味。他不喜欢甜的。

“你喝奶茶吗？”江维文问。

“不喝。”

“我也是。”

两个人继续走。经过一家小面馆，里面飘出辣椒油和醋的味道，有人在吸溜面条，声音很大。白明熠的肚子叫了一下，声音不大，但他确定江维文听到了。江维文没有转头，没有问“你饿了？”什么都没有。他继续往前走，步伐没有变化。

白明熠把手插进口袋里，摸到了那卷塑料袋，还有美工刀。冰凉的。他把手抽出来。

他们走了大概又过了十分钟，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红绿灯，斑马线，车流人流。白明熠停下来，江维文也停下来。

“我往那边。”白明熠指了指左边。他其实不知道自己要往哪边，但他觉得应该在这里分开了。两个人已经走了一段路了，再走下去就太远了。

江维文看了看他指的方向，又看了看自己的方向。

“我往那边。”他指了指右边。

白明熠点了点头。

红灯倒计时还有十几秒。两个人站在路口，看着对面的红灯，都没有说话。阳光把他们的影子投在地上，一个往左偏，一个往右偏。

绿灯亮了。

白明熠迈步往左走。他走了几步，没有回头。他听到身后的脚步声往另一个方向去了，越来越远，越来越轻，最后被街道上的嘈杂声淹没了。

他继续往前走。走过了斑马线，走过了对面的路口，走到了一条更窄的巷子里。巷子两边是居民楼，一楼开了几家小店，一家杂货店，一家干洗店，一家没人光顾的水果店。白明熠放慢了脚步。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往这边走。他不是要回家，回家是另一个方向。他只是不想停下来。停下来就得想接下来做什么，而他想不出来。往前走就简单多了，只需要迈左脚，迈右脚，迈左脚，迈右脚。

他走过了那家杂货店。门口摆着几箱饮料，塑料凳子上的猫看了他一眼，舔了舔爪子。他走过了那家干洗店。里面挂着一排排的衣服，套着透明塑料袋，像一个个没有脸的人。他走过了那家水果店。香蕉有些发黑了，苹果上落了一层灰，老板坐在里面看电视，没有招呼他。

他走了一条街，又一条街。直到他的腿开始发酸，才停下来。他靠在一棵行道树上，仰头看着天空。天很蓝，没有云，和上次的很像，但好像更蓝一些。他看了几秒，低头看了看自己的鞋。鞋带松了。

他蹲下来系鞋带。蹲下去的时候，膝盖发出轻微的响声。他把鞋带系紧了，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

他发现自己迷路了。

不是真的迷路，是他不知道自己走到哪里了。周围是陌生的街道，陌生的楼房，陌生的店铺。他站在一棵梧桐树下，看着来往的行人，没有人看他。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打开地图，找到自己的位置，然后找到回家的路线。不算远，走路二十多分钟。

他把手机塞回口袋，开始往回走。

走到一半的时候，他经过了一个公交站牌。站牌下有人在等车，只有一个，背着一个深蓝色的双肩包，穿着白色的T恤和深色的长裤。那个人低着头看手机，阳光照在他的侧脸上，把睫毛的影子投在颧骨上。

白明熠停了一下。

江维文抬起头。

两个人对视了两秒。

“你不是往那边走了吗？”白明熠说。

“我绕了一圈。”江维文说。

白明熠沉默了一下。“我也是。”

江维文把手机塞进口袋。

“你坐公交？”白明熠问。

“嗯。下一趟。”

白明熠看了看站牌。上面列着好几条线路，他不太熟悉。他看了一眼江维文，又看了一眼站牌。

“我走路。”白明熠说。

江维文点了点头。

两个人没有再说话。白明熠站在站牌旁边，没有走。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走。也许是腿有点酸，想站一会儿。也许只是因为公交车还没来，他想等江维文上车之后再走。他说不清楚。

过了一会儿，公交车从远处开过来了。白色的车身，绿色的线路牌，车窗里映出乘客的脸。车在站牌前停下来，门开了，发出“嗤”的一声。

江维文没有马上上车。他转过身，看着白明熠。

“明天，”他说，“饭团。红豆的。”

白明熠的手指蜷了一下。

“我说了不用。”白明熠说。

“我容易做多，吃不完。”江维文说。

他转身上了车。车门在他身后关上，“嗤”的一声。公交车开走了，尾气喷出来，带着一股热浪和汽油味。白明熠看着那辆公交车越开越远，汇入车流，变成一个小点，最后消失在路口的转弯处。

他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往家走。

巷子里的猫换了地方，蹲在一辆电动车的坐垫上，蜷成一团，在晒太阳。白明熠从它身边走过，它睁开一只眼看了看他，又闭上了。

到家的时候，已经快十一点了。

玄关没有灯，母亲的鞋不在门口。白明熠换了拖鞋，走进房间，把塑料袋连带着里面的书甩到床上，坐在桌前。窗外的阳光透过窗帘，把房间照成浅黄色。他把窗帘拉开一条缝，阳光挤进来，照在桌面上，把笔记本的封面照得发白。

他打开抽屉，拿出那个笔记本，翻到最新的一页。

上面写着：“今天没有用刀。第三天。”

那是昨天写的。今天他没有用刀。他摸过口袋里的美工刀，摸了好几次，但没有拿出来。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到那个冰凉的铁壳子，然后把手抽出来。一次，两次，三次。每一次都抽出来了。

他拿起笔，在“第三天”后面写：“第四天。”

然后他在下面写：“今天在路上遇到他了。他说好巧。”

写完之后，他看着这行字。“好巧。”不巧。他们住的方向不一样，周末出门的时间不一样，走的路线也不一样。在那么大的城市里，在那么宽的街道上，两个人能碰到，概率大概很小。但他没有觉得巧。好像他出门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会遇到谁。不是预知，是某种说不清的感觉——今天会遇到一个人，而那个人是他。

他又写：“他说明天饭团。红豆的。我说不用。他说做多了。”

他把笔放下，看着这两行字。看了很久。然后他把笔记本合上，锁进抽屉。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帘拉开了一条缝，阳光从缝里挤进来，在地板上画了一条细细的白线。他盯着那条白线，想起江维文上车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我容易做多。”不是“我做多了”，是“我容易做多”。又是相似的字眼。多了。好像他永远都做多，好像他永远都吃不完，好像他永远都需要一个人帮他吃掉另一半。怎么有人做饭永远控制不好用量。

白明熠把窗帘拉上。

房间暗下来。他躺到床上，把手腕放在眼前。绷带下面，那道浅浅的口子已经开始结痂了。他隔着绷带按了按，疼的。但那种疼让他觉得踏实。

他闭上眼睛。

明天早上，桌上会有饭团吗？

他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