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中旬。沈霁接了一个新案子。

这次不是就业歧视。是一个十九岁的男孩，大学一年级，被父母送到一家所谓的"心理咨询机构"，进行"性取向矫正治疗"。在那里关了三个月，每天的"治疗"包括电击、催吐、被绑在椅子上观看异性色情影片、被"咨询师"一遍一遍地陈述"你是恶心的"、"你的欲望是肮脏的"、"你正在毁掉你的家庭"。

男孩逃出来了。瘦了二十斤。不说话。

被送进精神科。诊断结果是重度抑郁、创伤后应激障碍。

他的母亲在精神科门口痛哭——但沈霁不确定她哭的原因是她终于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什么，还是她仍然认为儿子需要被"治疗"、只是没想到会变成这样。

那个母亲站在走廊上，反复对每一个经过的医生说：「我是为他好啊——我真的是为他好啊——」

沈霁从她身边经过的时候，停了一下。

「不是的，」他说，「你不是为他好。你是为你自己好。你接受不了他。就把不接受包装成爱。」

那母亲愣住了。然后开始冲着他吼，吼了什么沈霁没听——他已经走进病房。

男孩躺在床上，眼神直直地盯着天花板。他瘦得厉害，手腕细得像是轻轻一折就会断掉。手背上还贴着输液胶布。

沈霁拉了把椅子坐下来。没说话。

过了很久——大概十五分钟——男孩开口了。声音沙哑：「你是律师？」

「嗯。」

「他们跟你说了？我被——那个地方——」

「说了。」

男孩继续看天花板。然后突然轻声说：「我妈说我需要帮助。她哭着求我去那个地方。我以为去了以后，我就能变成她想要的样子。结果……」

他停住。病房监控仪规律的滴答声填补了静默。

「我成不了。」男孩说，「那个医生跟我讲——你的问题是心理层面可以矫正的、只要你配合——但我第六次电击的时候忽然明白了：他没有在治疗我。他在惩罚我。」

沈霁的喉咙动了动。他见过太多这样的案子。但每一次进病房，他还是会觉得胸口有一股闷火，烧不起来，灭不掉。他伸手把男孩床边的水杯递过去。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没有。」男孩看着水杯，「我跑出来的那天晚上想过——如果这次告不赢，如果我妈还把我往那种地方送——」他慢慢眨了一下眼，「那我就再也不跑了。」

沈霁沉默了。

他经常在法庭上说很多话。逻辑严密、语调克制、每一个论据都能推导到结论。但当受害者就躺在他面前、跟他说"再也不跑了"的时候——他经常发现自己无话可说。因为"再也不跑了"可以有很多意思，而他知道对方指的绝不是搬去另一个城市。

他最后说：「我不是心理咨询师。我能帮你的，是让你和那家机构对簿公堂。但你需要先好起来——哪怕只是能下床的程度。」

「我问你一件事，」男孩忽然转过来看着他，「你是怎么做到能这样站在我面前的？」

沈霁想了想。

「我没有被电过，」他说，「但我十七岁的时候，也蹲在天台上。」

男孩看着他。没说话。

「我不跟你说鸡汤。鸡汤没用。我跟你说一个事实：你是在未来。不管你现在有多难——你现在不是十二岁，不是躲在衣柜里怕被爸妈翻到日记。你十九岁了。你跑出来了。你已经在呼吸外面的空气了。你缺的不是勇气——你缺的是人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事？」

「你本来就没错。那些需要被反驳的——是他们。不是你。」

男孩盯着他看了很长时间。

「律师。」他说，「你是不是也是？」

「也是什么。」

「也是那种人。」

沈霁沉默了一瞬。然后点了点头。

「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