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开始记录陈俞的行踪，几点起床，几点出门，几点回家，几点熄灯。他通过这些数据在脑子里构建陈俞的生活——他大约八点起床，因为那个小红点每天在八点十分左右开始移动。他大约九点到诊所，因为那个小红点每天在九点零五分停在那栋小楼的位置。他大约晚上十点熄灯，因为那个小红点每天在十点后就不再移动了。周宰言知道这些数据不一定准确，也许陈俞只是把手机放在桌上，人去了别处。但他需要这些数据，需要它们来填补那个叫“不知道”的深渊。

有时候小红点没有按规律移动，他就会焦虑。如果八点半小红点还在原地，他会想：他今天不舒服吗？是不是病了？是不是没去上班？如果晚上十一点小红点还在移动，他会想：他今天怎么还没睡？是不是失眠了？是不是又在哭？他会在凌晨给那个已经注销的号码发消息——“早点睡。”他知道发不出去，但他还是要发。他需要那个动作，需要在按下“发送”的那一瞬间，感觉到自己还在爱着。

分手后的第二年，周宰言雇了人在陈俞的诊所对面租了一间房子。不是让他去做什么，就是看着。看着陈俞几点开门，几点关灯，跟什么人见面，脸上有没有笑。每周他会收到一份报告，薄薄的一两页纸，上面写着陈俞这一周的日常。

“周一，八点十五分到诊所，九点第一位客人进入，十点第二位客人进入，中午吃的是外卖，晚上七点离开。”

“周二，下雨，全天没有外出，窗帘拉了一天。”

“周三，下午有三小时不在诊所，去了附近的公园，坐在长椅上发了很久的呆。”

“周四，有朋友来访。中等身材，男性，年龄约二十五岁左右，停留两小时后离开。”

周宰言看到“朋友来访”四个字的时候，握着报告的手指收紧了，纸页被他攥出了褶皱。他知道那应该只是普通的同事，或者是以前的同学，或者是任何一个跟陈俞没有亲密关系的人。但他控制不住自己去想那个人是谁、为什么要来、来了做了什么、陈俞跟他说话的时候有没有笑。他不想这样想。这些念头像蛆一样在他的脑子里蠕动，恶心、肮脏、挥之不去。他试着不去想，试着把报告看完就收起来、不要再翻第二遍。但他做不到。

每个月的报告他都会看很多遍。看完了收进抽屉里锁起来，过几天又拿出来再看一遍。不是不信任那个侦探，是想通过那些文字离陈俞更近一点。哪怕只是知道他几点起床、几点出门、中午吃了什么，他都觉得满足。那是一种病态的、扭曲的、让人作呕的满足。

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知道这不是爱，这是上瘾，是戒断反应，是一个失去了毒品的人在用一切能找到的替代品来缓解戒断的痛苦。但他不在乎，因为那些替代品是他跟陈俞之间唯一的联系。没有它们，他就什么都没有了。

分手后的第三年，周宰言做了一个梦。他梦到陈俞站在一扇门后面，门没有锁，但陈俞不出来，他也进不去。他隔着门板叫陈俞的名字，叫了很久。陈俞没有回答。然后他听到了哭声，很轻很轻的哭声，从门后面传来。他用力去推那扇门，怎么也推不开。他把自己撞向那扇门，撞到浑身是血。门终于开了——里面没有人。只有一张纸飘在空中，上面写着六个字：对不起，我走了。

周宰言醒来的时候枕头是湿的。他已经很久没有哭过了，他甚至以为自己的眼泪已经流干了。但那个梦把他所有的防线都击溃了。

他拿起手机打开那个定位软件，小红点还在那里。城西，那栋小楼。陈俞还在，没有消失。周宰言把手机贴在胸口上，闭着眼睛。他在黑暗中对自己说，我要去找他。不是查他，不是监视他，不是隔着屏幕和望远镜看他。是走到他面前，看着他的眼睛，问他——

你还爱我吗？

那天晚上，他收拾了行李，不是行李箱，是一个背包。里面装了几件衣服、那块手表、陈俞留下的那封信。他没有叫司机，自己开车去了火车站。坐在候车大厅里等凌晨的列车，周围空荡荡的，只有几个跟他一样在深夜赶路的人，每个人都带着一副疲惫的、没有表情的脸。他坐在塑料椅子上，握着那张车票。B市，凌晨四点三十六分到，硬座，三个小时车程。他完全可以包一辆车，甚至可以调一架直升机。但他没有。他坐了最普通的火车，坐票，凌晨的车次。

因为他在惩罚自己。惩罚自己三年前没有拉住陈俞的手，惩罚自己让他走了，惩罚自己到现在才明白——爱一个人不是放手让他幸福，是抓紧他不放，是告诉他“你不是累赘，你不是负担，你是我等了十一年的人，你不许走”。他应该这样说的。在陈俞说“分开吧”的那个晚上，在那个风很大的阳台上，他应该说“不许走”。但他没有。他转过身走进房间，拉上了窗帘。因为他怕自己说“不许走”的时候，陈俞会说“我必须要走”，而他承受不住那五个字。

三年了，他一直在后悔。后悔那天晚上没有追出去，后悔没有在他上出租车之前把他拉回来，后悔没有在他离开这座城市之前告诉他——你走了我会疯的，你走了我会变成一个连自己都不认识的人，你走了我会用三年的时间找人跟踪你，会在你的手机里植入定位软件，会每天都在想你什么时候睡、醒没醒、吃了什么、跟谁说了话。这些他都没有说，因为他不敢。他怕陈俞知道了这些会觉得他可怕，会觉得他病态，会觉得离开他是最正确的决定。

周宰言坐在候车大厅的灯光下，捏着那张车票，指尖在发烫。他想，也许他真的是一个病人。病的名字叫陈俞，病程十一年，症状是无法停止想念、无法停止寻找、无法停止爱一个已经离开的人。没有药可以治。唯一的药就是那个人回来。

他一定会把他带回来。不管是哄回来，求回来，还是——他没有想好那个词。但不管用什么方式，他都要把他带回来。因为他已经等了够久了。久到病入膏肓，久到无药可医，久到如果再不见到他，他就会死。不是在开玩笑，是真的会死。那种一天天枯萎的、从内部开始腐烂的、连呼吸都变得没有意义的死。他知道自己说的是真话。他已经在死了，从陈俞离开的那天就开始了。只是死得很慢，慢到他自己都以为还能活。

列车到站了。

周宰言站起来拎起那个旧背包，走进了检票口。

他走得很慢，不是因为犹豫，是因为他在享受这个过程——每往前走一步，就离陈俞近一步。三年了，他终于不是在“远离”了，他是在“回去”。回到那间诊所的楼下，回到那棵银杏树的旁边，回到那个人的面前。然后伸出手，说——跟我回家。

这一次，他不会再说“好”。他只会说“跟我走”，然后用行动证明，这不是请求，是命令。是他等了三年、痛了三年、疯了三年之后，唯一能说出口的话。不是商量，不是询问，不是“你愿不愿意”。是你必须跟我走。因为我不能没有你。我没有你会死。请你救救我。除了你，没有人可以。

他走过检票口，走过天桥，走进车厢。在靠窗的位置坐下，把背包放在膝盖上，拉开拉链，看着里面那块手表和那封信，拉上拉链，抱在怀里。

窗外的城市夜景缓慢后退。火车开动了，载着一个疯了三年的病人，去找他唯一的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