韶天笑起来，腾出一只手揉了揉她的头发。

十七岁的妹妹已经长到他下巴了，可他揉她头发的动作还是和五年前一模一样。

“走，带你回去。”

码头外停着一辆黑色的福特汽车。

韶乐愣了一下——五年前在巴黎，他们兄妹俩出门全靠步行和地铁，最奢侈也不过叫一辆出租马车。

如今韶天居然有了汽车。

韶天注意到她的目光，笑了笑：“军校配的。广州现在不比巴黎太平，有个车方便。”

汽车驶过广州的街道。骑楼底下摆满了摊档，卖凉茶的、卖云吞面的，吆喝声此起彼伏。

穿长衫的、穿西装的、穿军装的、赤脚挑担的，各色人等在秋日的阳光下匆匆来去。

街角贴满了花花绿绿的标语，有“打倒帝国主义”，有“拥护国民革命”，还有几张被撕了一半，只剩下“联俄”“联共”几个字。

“广州现在热闹得很。”韶天一边开车一边说，“和我们在巴黎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是不一样。”韶乐看着窗外。

巴黎是旧的，石头的旧，几百年的旧，连战壕里的硝烟都散得慢一些。

广州却是新的，乱糟糟的新，热气腾腾的新，像一锅刚端上来的汤，还在咕嘟咕嘟冒着泡。

“我现在在黄埔任教，”韶天说，“教术科。就是战术、操练、射击那些。”

“我知道。你信里写了。”

“我没写信里的是——”韶天顿了顿，车拐进一条安静的街道，两边是两排小洋楼，墙上爬满了三角梅，红艳艳地开着，“黄埔现在的吸引力，比我想象的大得多。”

“怎么说？”

“全国各地的青年都往这儿涌。湖南湖北的、四川的、山西山东的，河南河北的，江浙的，甚至有从南洋回来的华侨子弟。”

韶天的语气里带着一种他很少流露的热切，“有些人走了几百里路，鞋子都走烂了，到黄埔门口的时候赤着脚。问他为什么来，说，要救国。”

席韶乐点点头，是啊，这一年，“到黄埔去。”是多少青年的愿景。

汽车在一栋两层小洋楼前停下来。三角梅从围墙上垂下来，被风一吹，落了几朵在门前的台阶上。

“到了。”韶天说。

韶乐下了车，抬头看这栋房子。

米黄色的外墙，绿色的百叶窗，二楼有一个小小的露台。

和巴黎那栋小洋楼完全不一样，又好像在某个角度上，有一点说不清的相似。

韶天推开院门，回头看她，眼里有藏不住的笑意。

“进去吧。有人等你。”

客厅里闹哄哄的。

韶乐一进门，就被一片熟悉的面孔淹没了。

“韶乐！”

“小乐乐长这么大了！”

“天哪，这还是当年在巴黎坐在楼梯上那个小丫头吗？”

她被围在中间，一个一个地认过去。戴眼镜的赵世铭，当年在巴黎学法律，如今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做事。

壮士了许多的林伯轩，当年学医，如今毕了业，又弃医从武，来了黄埔，如今倒成了哥哥的学生。

学教育的陈仲平，学经济的方启恒——都是韶天在巴黎时的朋友，都是当年在她家书房里争论到天明的青年。

如今他们聚在广州这间客厅里，穿着不同式样的衣服，说着不同口音的话，却都带着同一种神采——那种只有相信自己在做一件大事的人，眼睛里才会有的光。

“你们怎么都在这儿？”韶乐的声音有点发抖。

“因为你回来了啊。”赵世铭推了推眼镜，一本正经地说，“当然，顺便也讨论一下国共合作的时局。”

一屋子人都笑起来。

韶天把她往客厅里面让：“来，先坐下喝口水——”

韶乐没有动。

她的目光扫过客厅里每一张脸。赵世铭、林伯轩、陈仲平、方启恒……都是熟人，都是旧友，都是她在巴黎那些漫长下午里，隔着书房门听见过的声音。

但是没有沈静山。

她说不清楚为什么，心忽然往下坠了一下。不是很重，像一片叶子从树梢落进水里，轻得几乎无声，但涟漪一圈一圈地荡开。

五年了。她想。

巴黎一别，他先回国。

后来韶天也走了。那栋小洋楼里的书房空了，再也没有人在里面争论主义和思潮。

她一个人坐在楼梯上，膝盖上摊着书，有时候会下意识地抬头看门口，好像下一秒他们就会推门进来，围巾搭在肩上，从容得像只是出门散了会儿步。

但他们从来没有再推门进来过。

“乐乐？”韶天注意到她走了神。

“没什么。”她笑了一下，把那个坠下去的心事按回原处，“我就是——很高兴。大家都——”

她的话断了。

厨房的门被推开了一条缝。一个高而精瘦的身影探出来，半旧的灰色衬衫，袖子挽到手肘，手里还端着一只陶锅。

雾气模糊了他的金丝边眼镜，他偏过头，看向了这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