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渡川二十六岁。

父亲沈建国三年前正式退休，把公司交给了他。他把业务从房地产慢慢转向科技投资，做得很好。财经杂志来采访，摄影师让他站在落地窗前拍封面。他穿着深灰色西装，头发往后梳，鬓角还没有白——二十六岁，还没到白发的年纪，但眉峰那颗痣旁边多了一道很细的纹，不是皱纹，是习惯性皱眉留下的。摄影师说“笑一下”，他笑了一下。不是被尺子量过的，是更小的、更淡的那种，和高一篮球赛进球时一样，但比那时候轻了。像一个人把笑这件事也收敛了，只给出必要的分量。

他不喜欢这身西装。不喜欢财经杂志的采访。不喜欢落地窗外那片灰白色的A市天空。但他没有拒绝。他习惯了不拒绝。皮带落下来时不拒绝。父亲说“还差得远”时不拒绝。被安排进公司时不拒绝。她嫁给别人的时候也没有说一个“不”字。他把那个字咽了二十六年，咽成铁盒子里那枚边缘有划痕的硬币，咽成旧手机里那条存了十几年的草稿短信，咽成课桌左下角她从来不知道的刻痕，咽成每年六月摘一片香樟叶夹进书里的习惯。

采访结束，摄影师收器材。他站在落地窗前把手插在口袋里，指尖碰到那枚硬币——一块钱，边缘有划痕的。他把硬币握在掌心里。窗外A市的暮色灰蒙蒙的，和高一那年晚自习后的暮色一样。那时候她走在前面，他推着自行车走在后面，隔着两米。现在隔着十九层楼，隔着整座城市，隔着她嫁的人不是他。

十年了。他每天把这枚硬币从口袋里掏出来，握一会儿，放回去。边缘那道划痕被他摸得更深了，深到指甲能嵌进去。他有时候会把拇指指甲卡进那道划痕里，轻轻按一下，疼。然后松开。像高二楼梯间里他把拳头攥紧了又松开一样，像高三雨夜ICU门口她把手抽走时他的手指追了一下又收回来一样。他把这些动作重复了十年，把一枚硬币的边缘从锋利摸到圆润，从圆润摸到深陷。他不打算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