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声音很轻。

他没有说话。耳廓烧得厉害。

那天下午放学后，沈渡川骑车去了医院。

他知道是哪家医院。高一上学期她在财务室求老师缓交学费时，他听见了“透析”两个字。后来他查过A市能做血液净化的医院，只有市人民医院和另一家私立医院。私立医院太贵，她母亲一定在人民医院。他骑车穿过大半个城市。四月的风从前方灌过来，把他校服的衣襟吹得鼓起来。骑到人民医院门口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他把自行车停在围墙边上，锁好，然后走进去。

血液净化中心在主楼后面的平房里。外墙的白色瓷砖发黄了，窗户是铝合金的，窗框上积着一层灰。门口挂着一块牌子，蓝底白字，写着“血液净化中心”。白色的漆皮在边角处剥落了一小块。他站在门口。没有进去。平房的一侧是走廊，走廊的窗户对着外面的花坛。花坛里种着几棵月季，四月了还没开，叶子蔫蔫的，边缘泛黄。

他站在走廊窗户外面，往里看。

透析室很大。十几张病床排成两排，每张床边都立着一台透析机。日光灯冷白色的，把每个人的脸都照成青白色。他看见了她。不是林听风，是她母亲。她坐在床边的一张方凳上，凳面是人造革的，裂了一道口子，露出里面黄色的海绵。她低着头，膝盖上摊着一本书。不是课本，是一本很旧的书，封面破了，用透明胶粘过。她一只手按在书页上，另一只手握着母亲的手。

她母亲躺在床上。身上盖着医院的薄被，白色的被套洗得发硬，边缘有一小块淡黄色的污渍。她的脸很瘦，颧骨凸出来，眼窝深深地陷进去。手臂从被子里伸出来，搭在床边，手腕上缠着纱布，纱布下面鼓起一个深褐色的包——那是透析用的瘘管。她握着母亲的那只手，拇指轻轻地在母亲手背上抚摸着。一下，一下，很慢。

他站在窗外。四月的暮色从身后漫过来，把他的影子投在玻璃上。透析室的日光灯把他的脸照得很清楚——如果她抬头的话。但她没有抬头。她低着头，看着母亲的手。他看见她的嘴唇在动。不是在说话，是在念什么。大概是书上的句子，或者是在数母亲手背上的针眼。隔着玻璃，他听不见她的声音，但他看见她的嘴唇一张一合，很慢，很轻。

他站在那里。站了很久。

天彻底黑了。透析室里的日光灯显得更亮了，冷白色的光从窗户漫出来，落在花坛里那几棵蔫蔫的月季上。她站起来，把书放进书包里，弯腰在母亲额头上贴了一下。不是亲，是贴。额头贴着额头，停了几秒，然后直起身。她把被子往上拉了拉，盖住母亲的肩膀，然后转身往外走。

他往走廊拐角退了一步。

她从透析室走出来。背着书包，校服皱巴巴的。走廊的声控灯在她经过的时候亮了，橘黄色的光照在她脸上。她的眼睛下面那一片青色，在灯光下显得更深了。她低着头，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在确认地面还在。走到走廊拐角的时候，她停了一下。

他贴在拐角另一侧的墙壁上。隔着墙，他看不见她，她也看不见他。但他能听见她的呼吸。很浅，很慢。像透析室里面她母亲被透析机过滤过的血液，一点一点流回身体。

她站了大概十秒。然后继续往前走。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了。他从拐角后面走出来，看着她走进夜色里。她的背影很瘦，书包压在后背上，整个人微微往前倾着。和巷子里那扇铁门前的背影一模一样。

他跟在后面，隔着很远的距离。她走到公交站，等车。他站在二十米外的围墙边上。公交车来了，她上车。他看着她坐的车在夜色里变成两盏红色的尾灯，越来越远，拐过街角，不见了。

他走回医院门口，开自行车锁。手在发抖。不是因为冷。

他骑上车，往家的方向骑。四月的夜风从前方灌过来，很凉。他骑得很快，快到来不及看清路边的任何东西。骑到自家楼下，他没有马上上去。他坐在楼下的花坛边上，从口袋里掏出那枚硬币。一块钱，边缘有划痕。他把它握在掌心里，握了很久。

回到房间，他坐在书桌前。台灯没开。窗外的路灯光透过窗帘，在天花板上投下一小片模糊的光。他把那枚硬币放在桌面上，然后从抽屉里拿出铁盒子，打开盖子。里面是硬币、纸币、六张纸条、两支笔。他把今天那张草稿纸拿出来——上面写着“四月十八日，她没来。四月十九日，她没来。四月二十日，她没来。”在最后面加了一行：

“四月二十二日。她来了。她握着母亲的手，拇指在手背上一遍一遍地摸。她在数针眼。我站在窗外，隔着玻璃。她没看见我。”

写完之后他把草稿纸折好，放回铁盒子里。盖子盖上，放回抽屉深处。他坐在黑暗中。天花板上科比的海报在沉默地盯着他，右手举着篮球，嘴巴张开，在喊什么。

他把脸埋进掌心里。掌心里那枚硬币硌着颧骨，凉的，硬的。她握母亲的手的时候，拇指也是这样，一下一下地摸。摸那些针眼。那些针眼有多少个？八年透析，每周三次，每次两针。他算不过来。她大概一个一个数过。

那天夜里他很久没有睡着。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窗外的路灯光在天花板上画出一小片模糊的亮斑。他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摸到那枚硬币，握在掌心里。硬币被他握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掌心里被硬币边缘硌出了一道浅浅的红印。他盯着那道红印，没有搓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