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第三周的星期四，A市第一中学秋季运动会。

我对运动会所有的记忆，都集中在三件事上：被强行报名的800米、一个馒头、和沈渡川抱着我跑过操场时颠簸的怀抱。

运动会的通知是许知意在自习课上念的。她站在讲台上，手里拿着政教处下发的通知单，用一种公事公办的语调念着比赛项目和报名方式。念到女子800米的时候，教室里安静了片刻——800米是所有人最不愿意报的项目，不长不短，既需要耐力又需要速度，跑完会肺里全是铁锈味。

“女子800米，每班必须报满两人。”许知意的目光从通知单上抬起来，在教室里扫了一圈。没有人举手。她的目光扫过宋晓然，宋晓然把头摇得像拨浪鼓；扫过几个体育特长生，她们已经在别的项目上报了名；最后落在我身上。

“林听风。”

我抬起头。

“你800米报一个。”她说这句话的时候，用的不是商量的语气。是陈述句。像在说今天星期四，像在说第三节课是数学。

“我跑不快。”我说。

“没关系，参与为主。”她已经低下头，在报名表上写了我的名字。笔尖在纸上沙沙地移动。发绳上的银色小珠子在日光灯下闪了一下。

我没有再说话。坐在我右边的沈渡川，手里的笔停了一瞬。笔尖悬在草稿纸上方，墨水在纸上洇了一个很小的点。然后他继续写。笔尖沙沙地响。

宋晓然在斜后方踢了一下我的椅子。我回过头，她嘴型夸张地无声说着：“她、故、意、的。”我把头转回去，没有回应。故不故意都不重要了。名字已经写上了报名表，像一枚钉子钉进木板里，拔出来也会留一个洞。

运动会那天早上，我四点半就醒了。

母亲前一天刚做完透析，身体比平时更虚。我摸黑起来，给她熬了一锅小米粥，又把中午的菜洗好切好放进冰箱。她躺在床上，闭着眼睛，呼吸很浅。透析之后的她总是这样——像一个人被抽走了什么东西，剩下的部分轻飘飘的，随时会被风吹散。

“妈，我走了。”

她嗯了一声。手从被子里伸出来，在空中摸索了一下。我握住她的手，凉的，指腹上的皮肤薄得像蝉翼。她握了一下，然后松开。那是她全部的力气了。

我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天还没完全亮。十一月的清晨有一种灰蒙蒙的冷，空气里混着雾气和远处早点铺子的煤烟味。我走在去学校的路上，书包里装着校服、作业本、和用塑料袋包好的一个馒头。

早饭是一个馒头。午饭也是。

运动会不需要上课，意味着不用坐在教室里。但对我来说，也意味着不能去食堂——食堂只在正常上课日营业。我提前把两顿饭的钱省下来了，换成两个馒头。一个早上吃了，一个揣在书包里，等中午吃。

操场上已经布置好了。主席台上拉着红色横幅，上面贴着白色的大字：“A市第一中学第四十七届秋季运动会”。扩音器里循环播放着《运动员进行曲》，铜管乐器的声音被劣质音响压成一种尖锐的、金属质感的嘶鸣。各班在划定区域里支起遮阳棚，摆开桌椅。有人搬来一整箱矿泉水，有人往桌上倒零食——薯片、辣条、旺旺雪饼——花花绿绿的包装袋堆成一座小山。

我找了个角落坐下来。书包抱在怀里。

上午的项目是短跑和跳远。宋晓然报了跳远，她在沙坑边上热身的时候冲我招手，让我去看。我摇摇头。她撇了一下嘴，但没有坚持。她知道我为什么不去——沙坑边上围了太多人。我不想挤进人群里，不想被人碰到来碰去，不想闻那些人身上混在一起的、各种洗衣液和洗发水的味道。那些味道让我想起自己身上这件穿了第三天的校服。

女子800米安排在下午第二项。

中午，所有人都涌向食堂和小卖部。遮阳棚底下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从书包里拿出那个塑料袋，打开。馒头已经凉透了，表皮发干，掰开的时候裂成不规则的碎块，碎屑落在我的校服裤子上。我把馒头掰成小块，一块一块塞进嘴里。嚼得很慢。馒头在嘴里被唾液浸湿之后变成一团甜丝丝的面糊，咽下去的时候刮着喉咙。

“你就吃这个？”

我抬起头。沈渡川站在遮阳棚外面，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袋子里是两个一次性饭盒，叠在一起，透明的塑料盖子底下透出米饭和菜的颜色。他穿着校服，拉链拉到胸口。右膝上还缠着绷带——篮球赛的伤口还没好全，不能参加运动会项目。所以他今天穿着长裤，不是运动短裤。裤腿遮住了绷带，但他走路的时候右腿还是微微有一点不敢用力。

“嗯。”我把馒头往塑料袋里藏了藏。

他没有说话。在我旁边坐下来，中间隔着一个人的距离。他把塑料袋放在地上，打开上面的饭盒——红烧肉。打开下面的——蒜蓉西兰花。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双一次性筷子，掰开，递给我。

“吃。”

“我有……”

“我知道你有。”他打断我。声音不高，但筷子悬在半空，没有收回去。“但你那个吃不饱。下午要跑800米。”

我看着他。他看着我。操场上的扩音器还在循环播放《运动员进行曲》，铜管乐器嘶鸣着，像一群被踩了尾巴的猫。远处的沙坑边上爆发出一阵欢呼，大概是有人跳出了好成绩。风吹过来，把他额前的头发吹起来，又落下去。

我接过筷子。

饭盒里的红烧肉和食堂的不太一样。肉块切得更大，颜色更深，卤汁里飘着八角和桂皮。不是食堂的手艺。我把一块肉夹进嘴里。咸香里带着一点点甜。是家里做的那种甜。不是食堂大锅菜的甜，是有人用冰糖炒了糖色、小火慢炖了一个小时以上的甜。

“好吃吗？”他问。

“嗯。”

“我妈做的。”

我嚼着肉，没有接话。他妈妈做的红烧肉。他让他妈妈做了一份红烧肉，装在一次性饭盒里，带到运动会上来。为了什么？为了“不小心”多带了一份？

“她问我为什么突然要吃红烧肉。”他低着头，用筷子拨弄着饭盒里的西兰花。“我说，有个同学从来没吃过我妈做的。她就做了。”

有个同学。不是“我同桌”。不是“林听风”。是“有个同学”。他和他妈妈说话的时候，也用这种公事公办的、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代词。像在申请表上写“该生”。

“你跟你妈说了什么？”

“就说有个同学。”

“她没问别的？”

他沉默了一瞬。筷子夹起一朵西兰花，悬在半空，然后放回去。“问了。问是男生女生。”

“你怎么说？”

“我说，是个女生。”

西兰花被他夹起来，又放下去。反复了三次。

“她说什么？”

“她说——”他把西兰花塞进嘴里，嚼了嚼，腮帮子鼓起来。声音含混的，像嘴里塞了东西故意说不清楚。“她说，那下次多做点。”

我低下头。把一块红烧肉塞进嘴里。嚼了很久。肉炖得很烂，肥肉在舌头上化开，瘦肉的纤维一丝一丝散开。甜味和咸味混在一起，顺着喉咙滑下去。很烫。不是温度烫，是别的什么烫。我分不清。

那顿饭我们吃了很久。扩音器里的《运动员进行曲》终于停了，换成了一首很老的流行歌。远处有人在喊“检录了检录了”，有人在追逐打闹，有人把矿泉水瓶当足球踢。遮阳棚底下只有我们两个人，中间隔着一个饭盒、两双筷子、和一整个操场的热闹。

他先吃完。把饭盒盖上，筷子搁在上面，站起来。

“下午加油。”

然后拎着空饭盒走了。右腿微微跛着，绷带在裤腿底下若隐若现。走到遮阳棚边缘的时候，他停了一下，没有回头。

“跑不动就走。没人会笑你。”

他走了。我坐在原地，把饭盒里最后一块红烧肉夹起来。碗底还有一层卤汁，我把剩下的馒头掰碎了泡进去，一粒一粒吃干净。

下午两点。女子800米检录。

宋晓然陪我去检录处。她一路都在说话，说“别紧张”“跑不动就慢点”“许知意给你报800米就是故意的你别逞强”，语速很快，像一串鞭炮。我听着，点头，但一句话也没听进去。我的脑子里只有胃里那盒红烧肉，和“跑不动就走”那五个字。

检录处的老师在我胸前别上号码布。白色布片上印着红色的数字：042。别针穿过校服布料的时候，发出很轻的“噗”的一声。我把号码布抚平，站在起跑线后面。

发令枪响了。

前两百米，我跑在中间。宋晓然在跑道边上跟着我跑，嘴里喊着“加油”，马尾辫甩来甩去。她的声音混在风里，混在其他人的加油声里，混在自己越来越重的呼吸声里。我听见自己的脚步声，运动鞋踩在煤渣跑道上，沙沙的，像有人在扫地。肺里开始发热，像有一小团火在胸腔里慢慢烧起来。

四百米。我超了两个人。不是因为加速，是因为她们慢下来了。我还保持着出发时的节奏，不是刻意保持的，是我的身体只会这一种节奏——不快，但不停。像母亲透析机里的血泵，一圈一圈，不能停。

六百米。肺里的那团火烧到了喉咙。每一次吸气都像在吞沙子。跑道边上的人脸变成了一团团模糊的颜色，看不清谁是谁。我听见宋晓然的声音从某个方向传过来，但分不清是左边还是右边。我的腿开始发软，不是酸，是软——像里面的骨头被抽走了，只剩下外面的皮肉在勉强支撑。

我早饭吃了一个馒头。午饭吃了半盒红烧肉和一个馒头。这些食物转化成能量，在我十六岁的身体里燃烧了六百米，烧光了。

最后两百米。

我的视野开始变窄。不是变黑，是变窄。像有人在我眼睛前面放了一根逐渐缩小的纸筒。跑道、人群、天空，都被挤到纸筒的边缘，只剩下中间一小圈亮光。我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很粗，很响，像拉风箱。吸气的时候喉咙发出一种尖锐的哨音，那是我以前从来没听过的声音。

最后一百米。我的脚还在动。不是我在让它动，是它自己在动。一步一步，踩在煤渣跑道上，沙沙的，沙沙的。我不知道自己是第几名。不知道前面还有多少人，后面还有多少人。我只知道终点线在那里——一条白色的石灰线，横在煤渣跑道上。

最后五十米。

我看见那条白线了。很白，在午后的阳光下亮得刺眼。我想跑过去。我想迈过那条线，然后停下来，弯着腰，手撑在膝盖上，大口大口喘气。我想听见宋晓然跑过来拍我的后背，说“听风你跑完了”。

最后三十米。

我的左脚抬起来的时候，没有落到地上。

不是绊倒。是落下去的时候，膝盖弯了一下，像篮球赛那天沈渡川右腿着地时的样子。但我的膝盖没有伤口，我的膝盖只是没有力气了。膝盖弯下去的一瞬间，我整个人的重心往前倾。双手本能地往前伸，但手臂也是软的，撑不住任何东西。

煤渣跑道朝我的脸扑过来。

黑色的。细碎的。混着灰和沙。跑道表面的煤渣被午后的阳光晒得温热，贴在我脸颊上的时候，有一种粗粝的暖意。我听见自己的膝盖磕在地上的声音，闷闷的。听见旁边有人惊叫。听见宋晓然的声音忽然拔高，像一根被拉断的弦。

然后所有的声音都远了。像有人把音量旋钮慢慢拧小。跑道、天空、人群、终点线，都退到了很远的地方。

我的眼皮很重。我想睁开，但睁不开。

最后听见的，是一个人的脚步声。

很急。从很远的地方跑过来。脚步声越来越近，越来越重。不是运动鞋踩在煤渣跑道上的声音——是有人在用尽全力地奔跑。右脚的落地比左脚重一点点，节奏微微不均匀。

我知道那是谁。

我听过他走路。高一开学第一天，他从后门走进来，运动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不急不缓，带着某种漫不经心的节奏。晚自习后他推着自行车走在我旁边，隔着一个人的距离，脚步和车轮转动的声音混在一起。篮球赛那天他从场上摔出去，右膝着地，之后走路的节奏就变了——右脚落地的时候会微微收着，像怕踩疼什么。

是他的脚步声。

我醒来的时候，闻到碘伏的味道。

不是医务室那种混着消毒水的碘伏。是更浓的、更纯粹的碘伏味，混着一点点薄荷。我睁开眼睛。天花板是白色的，上面有一盏日光灯，灯管两头已经发黑了，发出嗡嗡的电流声。我侧过头。床边坐着一个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