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医务室。”我又说了一遍。

这一次声音比刚才大了一点。但还是抖的。

裁判蹲下来看他的伤口，说：“得去医务室处理一下。”旁边的队友七手八脚地来扶他，他摆摆手，自己撑着地面站起来。右腿着地的时候，膝盖弯了一下，他的眉头皱了一瞬。就一瞬。然后他把腿伸直，试着走了两步，一瘸一拐的。

他没有让人扶。

我跟在他后面。

不是故意要跟。是我的脚自己在走。他走一步，我走一步。中间隔着大概两米。十一月的风从操场方向吹过来，把他球衣上的汗味吹到我脸上。汗味混着血的味道，混着水泥地上的灰。他后背上那个7号蹭脏了一块，灰色的，像一朵很小的云停在上面。

医务室在综合楼一楼。校医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穿着白大褂，头发盘成一个髻。她让沈渡川坐在诊疗床上，把裤腿卷到膝盖以上。伤口被裤腿的布料刮了一下，他又皱了一下眉。还是没出声。

校医用棉签蘸着碘伏清理伤口。碘伏是深褐色的，涂在伤口上会起一层细密的白沫。棉签每碰一下，他小腿的肌肉就会绷紧一下。绷紧，松开，绷紧，松开。像楼梯间里他攥紧又松开的拳头。

我站在门口。没有进去。

校医室的窗户朝西。夕光从窗户照进来，把整个房间染成橘红色。诊疗床的不锈钢支架反射着光，药柜玻璃门上贴着红十字的贴纸，角落的洗手池里积着一小滩水，水面上浮着一层很薄的灰。沈渡川坐在诊疗床上，低着头，看着校医的手在自己膝盖上移动。夕光照在他的侧脸上，颧骨上那道结痂的抓痕已经快好了，只剩一道很淡的粉色痕迹。眉峰下面那颗痣被光照成了浅棕色。

校医给他贴上纱布，又用绷带缠了两圈，最后把绷带末端塞进缝隙里固定住。“两天换一次药，不要沾水，不要剧烈运动。”她把剩下的碘伏和棉签装进一个塑料袋里递给他，“回去让你家长帮你换。”

他接过塑料袋，说：“谢谢。”

他站起来。裤腿还卷着，右膝上缠着一圈白色的绷带，在夕光里白得刺眼。他试着走了两步，比刚才好一点了，但还是微微有一点跛。

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住了。

我站在门边，后背贴着墙壁。校服和墙面接触，蹭下一小片白色的墙灰，沾在我肩胛骨的位置。我没有拍。

他看着我。

夕光从侧面照过来，把我们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地上。我的影子靠着墙，他的影子歪着，重心偏向左腿。两个影子之间隔着一道门框的投影，一条细细的黑线。

“你跑得真快。”他说。

声音还是哑的。但那个“听风的”不见了。他又不叫我的名字了。

“我在第一排。”我说。

他点了点头。没有拆穿我。他知道我站的是最后一排。篮球场边线外面，最靠后的位置，被前面的人挡住大半视线。从那里跑到他摔倒的位置，要穿过四五层人群。他不知道我是怎么跑过去的。我自己也不知道。

他低下头，看了看自己膝盖上的绷带，又抬起头看我。

“你回去上课吧。”

“你不回去？”

“我去体育馆拿书包。”

他转身往体育馆方向走。走了两步，停下来，没有回头。

“林听风。”

他又叫我的全名了。

“嗯。”

“那包纸巾，你用了多久了？”

我没有回答。

他等了几秒。我没有开口。然后他继续往前走。右腿微微跛着，绷带在夕光里白得刺眼。一步一步，消失在综合楼的拐角处。

我靠在墙上，站了很久。

校医从里面探出头来：“同学，你没事吧？”

“没事。”

我直起身，拍了拍校服后面的墙灰。手掌拍到肩胛骨的位置，够不太到，拍了两次才拍干净。然后我沿着走廊往回走。走廊很长，日光灯只有尽头那一盏亮着。我的脚步声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回响，一步，两步，三步。

走到综合楼门口的时候，我停下了。

门口有一棵银杏树。十一月中旬，银杏叶全都黄了，是那种透亮的、近乎于发光的金黄色。风一吹，叶子就簌簌往下落，像一场很小的、金色的雨。我站在树下面，仰起头。阳光从叶子的缝隙里漏下来，碎成一地光斑，落在我的校服上、手上、鞋面上。

我把手伸进口袋。

那包纸巾已经用完了。只剩一个空包装，皱巴巴的，上面沾着一点点渗进来的血迹。我没有扔。我把它折好，和那几张纸条放在一起。

然后我摸到另一只手的手指尖。食指和中指的指腹上，还残留着干涸的血渍。暗红色的，嵌进指纹的缝隙里，像两道很细很细的红色河流。我没有马上洗掉。我站在那里，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指。

“听风的。”

他叫我的时候，声音是哑的。嘴角只翘起一边。眼睛里没有笑意，但嘴角翘了。

我在银杏树下站了很久。久到夕光从金色变成了橘红色，从橘红色变成了灰蓝色。久到上课铃响了又停了，走廊里重新归于寂静。久到一片银杏叶落在我肩膀上，停了一会儿，又被风卷走了。

我把那只沾着血渍的手，慢慢攥成了拳头。

很紧。指关节泛白。和他攥拳的方式一模一样。

然后我松开。

五根手指，一根一根地松开。先是小指，然后是无名指，然后是中指。指腹上的血渍已经干透了，松开的时候，皮肤有轻微的拉扯感。

我转身，往教学楼走去。

那天晚上，我没有写日记。

我坐在床边，把口袋里的东西全部掏出来。五张纸条，一包空纸巾。我把它们排在枕头旁边，借着窗外的路灯光，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过去。

“多喝水。”

“明天还有红烧肉。”

“该生家庭困难，情况属实。建议批准。”

“别听。”

“谢谢。”——“要。”

然后我拿起那包空纸巾。包装袋上印着“心相印”三个字，旁边是一颗红色的小心心。我把包装袋翻过来，背面是空白的。我从笔袋里拿出那支磨掉漆的圆珠笔，在空白处写了一行字。很小很小。

“十一月十二日。晴。他叫我‘听风的’。”

写完之后，我把空纸巾和五张纸条叠在一起，用皮筋扎好，塞进枕头底下。

然后我躺下来。

手指上还残留着淡淡的血渍印子。洗不掉了。碘伏和血的混合物渗进指纹里，像某种刺青。我把手指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碘伏的味道，混着血的铁锈味，混着医务室消毒水的气味。和母亲透析室的味道不一样。母亲的透析室是消毒水混着某种说不清的甜腥气。沈渡川的血，是铁锈味混着碘伏的辛辣。

我把手指蜷起来，贴在胸口。

窗外的路灯还是橘黄色的。飞蛾还是绕着灯泡在飞。隔壁房间的透析机还是嗡嗡地响着。但今晚，那声音好像比平时远了一点点。远到我可以听见自己的心跳。

一下。一下。又重又慢。

“听风的。”

我闭上眼睛。他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沙哑的，轻的。三个字。中间多了一个“的”。多了一个字，就多了一整个宇宙。

那天夜里，我做了十六年来最胆大妄为的一件事。

我在黑暗中，用只有自己能听见的声音，把那三个字念了一遍。

“听风的。”

嘴唇翕动的时候，气息从齿间漏出去。声带没有震动，但嘴唇知道那个形状。舌尖先抵住上颚，然后落下来，轻轻碰一下下排牙齿的内侧，最后停在口腔中央，让气流从舌头和上颚之间的缝隙里穿过。

听。风。的。

我念了一遍。又念了一遍。

然后我把被子拉上来，蒙住头。被子里是我自己呼吸的温度，混着洗衣粉味道，混着一点点从隔壁渗过来的消毒水味。

我在这团温热的气味里，攥着那只沾过他的血的手，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