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堂里依然嘈杂。有人在大笑，有人在喊“阿姨加饭”，有人在把不锈钢餐盘碰得叮当响。但那些声音突然都变得很远，像隔了一层水。我耳朵里只剩下自己心跳的声音，很重，很慢，一下，一下。

我没有动。

不是不想动。是不敢。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动了，如果我接受了这份红烧肉，我就欠了他。而我欠不起。我已经欠了宋晓然，欠了父亲，欠了母亲。母亲每次透析回来，脸白得像一张纸，还要冲我笑，说“囡囡，妈没事”。我欠她的。我欠所有人。我不能再欠一个沈渡川。

但他的手停在那里。

餐盘推到我们中间的位置，没有再往前，也没有收回去。它就停在那里，像一个悬在半空的问题。

我抬起头。他也正好侧过头看我。

他的眼睛很黑。食堂的日光灯映在他瞳孔里，像两颗很小的、发光的钉子。他的睫毛很长，微微垂着，在颧骨上投下一小片阴影。他看我的时候，目光里没有任何居高临下的东西——没有同情，没有可怜，没有那种“我在帮你”的优越感。他只是看着我，像看一个平等的人。

“我真的吃不完。”他说。声音很轻，只有我能听见。

我低下头。盯着那份红烧肉。

然后我伸出手，把碗往自己这边挪了一寸。

他的目光从我身上移开，重新低下头吃饭。他的耳廓还是红的。

我夹起一块红烧肉，放进嘴里。

肉炖得很烂。筷子夹起来的时候，肥肉的部分微微发颤。咬下去，咸香的卤汁从肉里渗出来，混着八角和桂皮的香味。肥肉在舌头上化开，瘦肉的纤维一丝一丝地散开。很烫。烫得我眼眶发热。

我低着头，把那块肉嚼了很久。久到它在嘴里变成了软烂的纤维，久到所有的味道都被我咽进肚子里。

然后我夹起第二块。

他没有看我。他一直在吃自己碗里的西兰花，吃得很专心。但我知道，他在用余光看我。因为他夹菜的频率和我保持着一模一样的节奏——我夹一块，他夹一筷子；我停下来，他也停下来。

我们没有说话。宋晓然在旁边继续讲她的漫画，讲到女主角终于鼓起勇气跟男主角说话的那一段，她激动得用筷子敲碗边。她不知道，就在她旁边，有两个人正在进行一场沉默的、不需要语言的对话。

那顿饭我吃了很久。久到食堂里的人渐渐少了，久到不锈钢餐盘里的米饭从热变温，从温变凉。我把最后一块红烧肉夹起来的时候，注意到碗底还剩一层卤汁。我把米饭倒进去，拌匀，一粒一粒吃干净。

他先吃完了。他把筷子放在空碗上，站起来，端起餐盘。

“走了。”他说。不知道是对谁说。

他转身往收餐台走去。白色短袖的后背有一小块被汗浸湿了，贴在肩胛骨之间。他的背影在食堂的日光灯下拉得很长，从餐桌一直延伸到收餐台。

我把最后一口饭咽下去。

“听风。”宋晓然忽然叫我。

“嗯？”

“你哭了？”

我伸手摸了一下脸。指尖碰到颧骨的时候，沾到了一片湿意。我把那滴眼泪抹掉，说：“没有。辣的。”

宋晓然看了我一眼。她看我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很沉的东西，不像平时那个大大咧咧的宋晓然。但她什么也没说。她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巾，放在我手边。

“擦擦。”

我把纸巾攥在手里。纸巾很软，上面印着一只卡通小熊。

后来我收拾餐盘的时候，发现他坐过的位置上，压着一张食堂的小票。小票背面用黑色中性笔写了一行字。字迹很轻，像是怕被人看见。

“明天还有红烧肉。”

我把那张小票折好，放进口袋里。

那天晚上，我躺在出租屋的床上，听着隔壁房间透析机低沉的嗡鸣声，把那张小票从口袋里掏出来。借着手机屏幕的光，我又看了一遍那行字。

“明天还有红烧肉。”

我把小票压在枕头底下。和那张写着“多喝水”的便利贴放在一起。

然后我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壁上的那道裂缝从天花板延伸到踢脚线。我用手指顺着裂缝摸了一遍。

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是食堂，日光灯很亮，亮得刺眼。他坐在我旁边，把一份红烧肉推过来。梦里他没有说“吃不完”，他说的是：“给你。”我在梦里接过来，说：“谢谢。”然后我抬头看他。他也看着我。他说：“林听风，你以后不用跟我说谢谢。”

我醒了。窗外天还没亮。隔壁房间传来母亲翻身的声音，床板咯吱咯吱响了几声，然后归于沉寂。我把枕头底下的两张纸条摸出来，在黑暗里捏在手里。纸很轻，轻到几乎感觉不到重量。

但那是我的高中三年里，最重的东西。

第二天中午十二点十分。

他“打多了”的，是糖醋排骨。

第三天，是鱼块。

第四天，是鸡腿。

每一天，他都“不小心”多打了一份菜。每一天，他都用同样的话——“分你一半，吃不完。”每一天，他都把碗推到我们中间的位置，不往前多推一寸，也不收回去。每一天，我都在沉默里伸出手，把碗挪过来。每一天，他的耳廓都会红。

宋晓然后来不再问了。她只是默默地把自己盘子里最好吃的那块肉，也夹到我碗里。然后她继续讲她的漫画，讲那个会读心术的女主角，讲她读不到自己喜欢的人的心。我听着，偶尔点头，偶尔“嗯”一声。

食堂的日光灯嗡嗡响着。窗外是九月的阳光，很亮，很烫。米饭的热气从碗里升起来，模糊了我的视线。

我不知道的是，他每天都会去食堂最右边的窗口，打两份一模一样的菜。打完菜之后，他会端着餐盘，在食堂里找一个位置——一个能看见我常坐的那个角落的位置。

他坐下来。吃自己那份。然后把另一份端过来。

这些事，我很多年后才知道。

很多年后，宋晓然在写给我的信里说：“你知道吗，沈渡川每天都会在食堂坐十分钟。不是吃饭。是等你。他怕你哪天去了食堂没有位置坐，所以每天提前去占位子。但他从来不会叫你过去。他只是坐在那里，等你自己走过来。你走过来的那天，他把占着的位子让给了别人，然后端着餐盘，假装从你身边路过。”

“他不是‘不小心’打多了。他从来不会不小心。他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你——他想让你吃肉。”

那封信我看了很多遍。每一遍都哭。

但那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了。

现在，我十六岁，坐在高一（3）班的教室里，面前是一份他推过来的红烧肉。我不知道这份红烧肉会持续多久，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不知道自己的心跳为什么会变快。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每天中午十二点十分，他会端着一份“不小心打多了”的菜，从后面走过来。盘子放在桌上的那一声轻响，是我十六岁的每一天里，最期待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