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老师不是从来没犯过错的人，是犯过所有错然后记住了每一个的人。

口试那天。

经济学系的口试在第三阶梯教室进行，考生一个一个进去，出来的人被后面的人围住问："考官问了什么？""严不严？""有没有挖坑？"

苏念排在第七个。

前面六个出来的人表情各异，有两个面带微笑（应该答得不错），有三个面无表情（不好说），有一个脸色发白（凶多吉少）。

脸色发白的那个是周志远的室友，出来之后他凑到周志远耳边说了句什么，周志远的表情变了一下，大概是在确认苏念的考官是谁。

苏念的考官是沈教授。

不是钱教授阵营的人，沈教授提前跟系里争取了，"苏念是我的学生，我来考。"这句话在系里说出来是有分量的，因为沈教授是系里资历最深的教授，他要考谁，别人不好拦。

沈教授问了她三个问题，前两个是理论题，苏念答得滴水不漏。

但第三个问题......沈教授停了两秒才问出来。

"你觉得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最终会走向什么方向？"

整个考场安静了。

坐在旁边做记录的助教抬起了头，门口探头探脑的周志远也停了下来。

这不是一道学术题，而是一道政治题。1978年的中国，"市场经济"四个字还不能公开说。沈教授问这个问题是在考验她的判断力，也是在考验她的分寸感。

苏念知道这是沈教授在给她"出彩"的机会，但也是在刀尖上跳舞，答得好是满分，答得过就是事故。

她想了三秒。

三秒里她跑完了一套完整的风险评估：这个问题的听众是谁？沈教授、一个助教、门口偷听的周志远。沈教授是安全的，助教大概率不会传话，但周志远一定会把她的回答报告给钱教授。所以她的答案需要做到三个"不"——不犯错、不露馅、不给人把柄。

"我认为——"她说得很慢，每一个字都经过了筛选，像前世写给法务审核的合同条款一样字斟句酌，"在保持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的前提下，适度引入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是一条值得探索的道路。这不是我的观点，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报告里已经暗含的方向，我只是在学习和理解这个方向。"

最后一句是护身符——"我只是在学习和理解"，这句话把她从"发表观点"降格成了"学习态度"，你不能批评一个学生"学习态度好"。

沈教授看着她。

两秒。

他的表情没有变化，但苏念注意到他的右手微微抬了一下，沈教授有个习惯：听到满意答案的时候右手会不自觉地抬起来，像要鼓掌又停住了。

然后他在评分表上写了一个数字。

九十八分。

全系口试最高分。

张红丽考了八十二分，从上学期的D等直接跳到了B+。全宿舍六个人全部及格，平均分在系里排到了第二名。

一个人优秀是outlier，六个人优秀是trend。

趋势是不可质疑的。

那天晚上宿舍开了一场庆功会，用的是张红丽从食堂偷偷带回来的花生米、李秀芬从家里寄来的红枣，和一瓶从传达室大爷那里用两张邮票换来的橘子汽水。

六个搪瓷杯碰在一起的声音清脆得像放了一挂小鞭炮。

"敬苏念老师。"张红丽举着搪瓷杯。

"别叫我老师。"

"那叫什么？"

"叫同学，我们是同学。"

"同学不会这么牛逼。"

"那叫室友。"

"室友也不会这么牛逼。"

"那你想叫什么就叫什么，反正别叫老师。"苏念剥了一颗花生米扔进嘴里，"我上辈子——我以前最怕别人叫我老师。显老。"

"你差点说什么？"张红丽的耳朵竖了起来。

"我说我以前，以前复习高考的时候帮村里人补过课，他们叫我'苏老师'，我听着别扭。"

张红丽盯了她两秒，没追问，但那双眼睛里有一丝精光，八卦雷达在转动。

苏念在心里给自己打了个分：差点又露馅了，严重程度较低，但频率在增加，她需要更小心。

她赶紧喝了一口汽水，是橘子味的，甜得有点齁。但在1978年的冬夜里，六个人挤在十几平米的宿舍里就着花生米喝一瓶汽水，这比前世公司楼下任何一顿庆功宴都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