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之后，我开始偷偷准备一件事。
每天雁来给我梳头的时候，我都把想说的话咽回去。
她走之后，我就出门。
第一站，红人馆。
萧红人在院子里擦枪，看见我，笑了一下。“恋夕渝？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我想请你帮个忙。”
他把枪靠在墙上，走过来。
“说。”
“我想学做糖画。”
他愣了一下。
“糖画？”
“嗯。”
“你学那个干什么？”
我没回答。他看了我一眼，没追问。
“行。东街有个老伯，做糖画做了几十年，我帮你说一声。”
“谢谢。”
“不过，”他笑了一下，“你做的糖，能吃吗？”
我没理他，转身走了。
他在后面笑。
——
那几天，我每天下午都去东街找老伯。
老伯的摊子在街口，旁边是棵大槐树。
他头发全白了，手却很稳，一勺糖下去，几笔就画出一只蝴蝶、一条龙、一只凤凰。
“姑娘，你学这个做什么？”他问。
“送人。”
他看了我一眼，笑了。
“心上人？”
我没说话。他也没再问，把勺子递给我。“来，先熬糖。火候最重要，过了苦，不够黏。”
第一次糊了。锅底黑了一片，满屋都是焦味。老伯看着那锅黑乎乎的东西，沉默了很久。
“姑娘，你以前做过饭吗？”
“……没有。”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
“那先从熬糖开始吧。别急着画。”
第二次好一点，没糊，但太稀。倒在石板上摊不成形，流得到处都是。老伯用铲子帮我刮回来，重新放回锅里。
“再来。”
第三次勉强能成形了。歪歪扭扭的一团，看不出来是什么。
老伯看了一眼。
“有进步。”
学了好几天。手烫了好几次，指尖都是红印。老伯给我一盒药膏。
“抹上，不然明天握不住勺子。”
我接过来，道了谢。
第五天，终于画出像样的了。一只雁。翅膀张开，头微微侧着。琥珀色的，半透明，日光透过糖雁，在案板上折出一道很淡的光。
老伯看了看，点了点头。
“还行。”
我把它包好，小心地放进盒子里。
“谢谢老伯。”
“不客气。”他收拾摊子，头也没抬，“下次别自己做糖了，来买现成的多省事。”
我没回答。
抱着盒子走了。
——
从那天起，我开始在家自己做。
每天雁走后，我就关上门，在厨房里熬糖。一只，两只，三只。做到手抖，做到满屋都是糖的味道。
失败的锁进柜子里。成功的就先藏起来。
但雁开始不对劲了。
第三天，她梳完头，没走。站在窗边，看着院子里那棵桂花树。我坐在镜子前面，从铜镜里看她。
“你这几天，”她开口，“下午都不在。”
“嗯，出去走走。”
“去哪儿了？”
“随便走走。”
她从镜子里看着我。
我没看她，低头摆弄桌上的桂花油。
她没再问。
第四天，她又问。
“你下午到底去哪儿了？”
“没去哪儿。”
她看着我。我没抬头。
第五天，她梳完头，站在我面前。没走。
我坐在镜子前面，从铜镜里看她。
她的表情——不是平常那种淡。是别的什么。
“恋夕渝。”她叫我。
“嗯。”
“你最近到底在做什么？”
我愣了一下。抬头。
她看着我，等。
我知道她在等。等我说。
但我不能说。说了就不是惊喜了。
“没什么。”我说。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
然后她点了点头。很轻。转身，拿起包袱，往外走。
我站起来。
“雁——”
她没停。走到门口，拉开门。阳光照进来，刺眼。她站在光里，背对着我。
“明天不来了。”
门关上了。
我站在屋里，看着那扇门。
手心还有烫伤的红印，隐隐的疼。
——
第六天，她没来。
我坐在镜子前面，自己梳头。梳了半天，梳不顺。头发缠在一起，扯得头皮疼。
我放下木梳，看着铜镜里的自己。头发歪歪斜斜的，发带系得也不好看。
我站起来，在屋里走了两步。又坐下。又站起来。走到门口。拉开门。街上空空的。没有人。
她没来。
我站在门口，站了很久。然后关上门，回去，把柜子里的糖拿出来。那些歪歪扭扭的，糊了的，不成形的。全摆在地上。一个一个看。
不够好。都不够好。
我坐下来，背靠着柜子。
地上那些糖，在日光里化了一点，黏黏的。
——
第七天，她还是没来。
虫虫来了。
站在门口，看着我。
“你和雁姐姐怎么了？”
“没怎么。”
“她昨天一个人在红人馆坐了一下午，不说话。萧红人问她怎么了，她说没事。”
我没说话。
“恋夕渝，你是不是又躲她了？”
“我没有。”
“那她为什么说——”
“说什么？”
虫虫闭嘴了。我看着她。
“她说什么？”
虫虫犹豫了一下。
“她说，‘她是不是又退了’。”
我站在那儿。
手心那些烫伤的疤，痒痒的，像在长新的肉。
——
那天晚上，我没睡。
坐在院子里，看着那些糖雁。月亮很大，照在翅膀上，碎成一片一片的光。风一吹，糖雁轻轻碰在一起，发出很细很细的声音。
她以为我又退了。
她以为我又在躲她。
她不知道——我只是想给她一个够好的东西。
我抱着膝盖，在院子里坐了一夜。风吹过来，凉的。那些糖雁在眼前晃，琥珀色的，半透明的。
我看着它们，想起她说“还行”的时候嘴角动那一下，想起她给我梳头时手指穿过头发的凉，想起她转身走的时候背影越来越小。
她以为我又退了。
她没有生气。
她只是——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