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其实有一点钦佩你们的决心和意志，也因你们坚持不懈传教而感动。不过我想讲的故事还没说完，你还有时间听吗？”

“在下洗耳恭听。”

十六世纪后半期，西教正于日本快速传播。彼时日本尚在执政施行宽容的宗教政策，有几十位日本大名改宗西教，信教民众则达数十万之多。教徒不但遍及九州和本州南部，且逐渐扩张到本州中部和东北，而这一切都受益于沙勿略奠定的宣教策略。

当年沙勿略见日本“国王”大权旁落，遂自京都南返。他一改往昔想法，换上了华美服饰，打扮得宛如西洋来的高贵人物，并携新奇礼品拜访长州藩的藩主大内义隆。此招确有效用，他因此获得传教准许，而据其写给翳数会的信件内容所言，两月时间里约有五百人受洗。

与此同时，沙勿略转变了过往观念，选择使用当地语言与民众沟通，并以本地人所熟悉的概念作切入点，由此达成传教目的，进而初步使得西洋教落地生根。于是在他离开之际，约有八百名日本人受洗成为西教徒，而这一信徒群体，日人谓之“吉利支丹”，又名“切支丹”。

从此之后，翳数会传教士源源不竭地涌入日本。亦有不少人采取同沙勿略一致的传教策略，既在民间广泛扎根，又极为注重与上层社会的联络，主动结交地方大名，此外利用翳数会自身与葡萄牙之间的合作关系，积极充当日葡二国的商贸中间人。故而跟葡萄牙贸易频繁的南方一带，“吉利支丹”人数增长尤为迅速。

西元一五六三年，九州岛大名大村纯忠受洗，成为首位“吉利支丹大名”，并于七年之后，将受其管辖的“长崎”进献教会。长崎从此开港，成为日本和欧洲贸易往来的重要口岸，而翳数会传教士与远洋而来的欧洲人也自此有了一处在日本的根据地。再则，还有一位名为范礼安的意大利籍翳数会传教士，在这一时期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西元一五七三年，范礼安受命担任翳数会远东观察员，负责视察澳门教会。他于大明万历六年八月，由印度果阿抵达澳门，是年为西元一五七八年九月。

当时在澳门传教的翳数会教士要求信徒必须学习葡萄牙语，取葡萄牙名字，日常生活也需比照葡萄牙人。范礼安见状，认为这种方式不符合传播宗教的原则，于是要求传教士必须学习大明语言和采用当地风俗。

然而当范礼安抵达日本之后，再次目睹了翳数会教士蔑视当地语言和地方文化的现象，吃惊于他们不培养本土神职人员的做法，因此制下须学日语并以日语传教的规定。

时值日本战国时代的尾声，而西洋教会能与存续已久的本地宗教相互争胜，却可不落下风，全因日本佛教宗派林立，各自之间斗争杀伐不断，同时深度参与政治，其可视作分享日本政治权力的一分子。

于是几位相续执掌朝权的日本大名，皆对否定佛教的西洋教会持以宽容态度，比如织田信长便与翳数会教士多有往来。亦有一些大名受洗之后，难容其他宗教，例如九州的吉利支丹大名大村纯忠，其便禁绝域内佛寺与神社，乃至于杀害僧人和拒绝改宗的日本信众。

然而古人有言，谓之：“君以此兴，必以此亡。”西教的势力不断扩大，引发了太政大臣丰臣秀吉的忌惮。

自应仁之乱起，四分五裂已有上百年的日本，终于在丰臣秀吉手中接近统一。他忧惧信奉西洋教的吉利支丹也会发生类同“一向一揆”的武装动乱，而其教义与日本原有的神道与佛教等宗教又皆有冲突，加之常有欧洲人偷拐日本人并将其贩卖海外为奴一事，因此颁布《伴天连追放令》，驱逐境内传教士，但仍许贸易通商。此时禁教力度不大，政令并未严格执行，是故还有许多教士继续留在日本。

就实而言，天主教能在日本迅猛扩张，全因彼时日本国内的大名正相互竞争，格外关注海外贸易与西洋武器，而传教士的多重身份，注定了他们自一开始便深度陷入日本的政治漩涡之中。不惟如此，翳数会教士与葡萄牙人联手合作，共在日本经营有成，早已惹来了西班牙人与其余教会的窥觑。

西元一五六五年，西班牙入侵吕宋，攻下宿务岛；西元一五七一年，侵占吕宋岛，建马尼拉城。西班牙人以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名字，为这片群岛取名菲律宾。

西班牙自从殖民菲律宾以后，便急切希望也能在对日贸易上分一杯羹，而多明我会与方济各会等西洋教会，同样垂涎翳数会正于日本欣欣向荣的传教事业，致使翳数会除了需要应付日本政治的权力风波，还需面对宗教内部的派系争竞。

西元一五九六年十月，一艘从菲律宾驶往美洲的西班牙商船，因遭逢风暴，流落日本土佐。丰臣秀吉得知此事后，派人查扣船只并讯问船员，谁料船长却跟日本人显耀西班牙正如日中天的的殖民事迹，并且声扬奔赴海外传教的教士实际则是殖民侵略的开道先锋。

丰臣秀吉闻知此言，愈发觉得西教在日传播，定是为欧洲人侵吞日本做好准备，故于是年十二月再度颁布禁教命令。然而继翳数会之后落地日本的方济各会，仍是积极传教，并不理会禁令。尔后有一批传教士和信徒惨遭逮捕，总计二十六人。

次年二月，这些人因违背禁教令的罪名而获刑，于长崎公开处死，史称“长崎二十六人殉教事件”，并由此揭开了日本严厉清洗西洋教徒的序幕。西元一五九八年，丰臣秀吉病逝，织丰时代也将随之而去。其后德川家康执掌权柄，日本进入江户时代。

而在发生了“元和大殉教”与“岛原之乱”以后，德川幕府则以更加深恶痛绝的态度与悬为厉禁的手段镇压西教传播。“天国的基石”自此改头换面，隐入尘埃，在担惊受怕的生活状态里沉寂了两个世纪。

“于此残酷历史之中，神的子民受尽苦楚。”徐瑶面朝一言不发的传教者，说出小说中的追问：“可是为何神始终保持沉默？”

西元一八六五年，一位名为佩蒂让的法国天主教司祭，来到了日人所谓“南蛮贸易”的航线终站——长崎，并在此地发现了大量的“隐匿教徒”。

这群人的祖先正是因西元一六三八年爆发的岛原之乱而搬徙至此，并以“踏绘”这一方式宣示弃教而得以存续。然而从西元一八六九至一八七三年，几年时间里有数千名教徒惨遭驱赶。

后来日本政府开解禁令，流放四方的教徒纷纷回到浦上。他们为了纪念“吉利支丹”的百年悲歌，决心在此建造一座天主教堂。至西元一九二五年竣工之时，其已为彼时东亚地区最大的天主教堂。

西元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上午十一点，一颗绰号叫做“胖子”的原子弹，于浦上天主堂的空际炽烈迸散，长崎顷刻之间化为火海。原爆之时，教众正在此间教堂做弥撒活动，庆祝圣母升天节。

“我们活在这世界上，必须面对并且接过的东西，除了历史开的痛切玩笑，似乎还有现实给的苦涩幽默。”徐瑶说完，便同传教者一般沉默，仿若流风横越山海的时候，定然会有的漫长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