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思逾靠边停下,降下车窗。雨水飘进来,打湿了她的袖口:“下雨了,送你一程?”
蒋沛转头,雨水在她睫毛上凝成细小的水珠。她摇头,声音被雨声模糊:“谢谢,不用。”
“这个时间巴士很难等。”
“习惯了。”她说,然后转回头,看着空荡荡的街道,不再说话。
斐思逾在车里坐了一分钟,雨刮器规律地摆动。然后她升起车窗,驶离。后视镜里,蒋沛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雨幕中。
第三次,斐思逾直接去了永利皇宫,点名要蒋沛当荷官。
那晚赌桌边只有斐思逾一个人,她换了五百万筹码,堆在面前像一座彩色的小山。但她不怎么下注,大部分时间只是看着蒋沛洗牌发牌。
“蒋小姐做这行多久了?”斐思逾问,声音在空旷的贵宾厅里回响。
“十年。”蒋沛没有抬头,正在整理牌靴。
“喜欢这份工作吗?”
“工作就是工作。”蒋沛将牌靴放正,抬起头,“斐小姐请下注。”
斐思逾推出一摞筹码,大约十万:“听说蒋小姐从不接受客人邀约?”
蒋沛终于抬起眼睛,那双深褐色的眼睛在赌桌灯光下像是透明的:“斐小姐想邀约什么?”
“晚餐。”
“抱歉,我下班很晚。”
“宵夜也可以。”
“不饿。”蒋沛翻开牌,“庄家9点,斐小姐0点。庄家胜。”
她用推子收走筹码,动作精准,没有任何多余。斐思逾看着她,忽然觉得这场景荒谬:她坐在这里,输着钱,只为了和这个女人说几句话,而对方却像对待任何其他赌客一样,专业,冷漠,保持距离。
那晚斐思逾输了五十万,离开时在员工通道外等到了下班的蒋沛。她换回了便服,帆布包斜挎在肩上,看到斐思逾时,脚步顿了一下,然后继续往前走。
“蒋小姐,”斐思逾走过去,挡住她的去路,“我只是想请你吃顿饭。”
蒋沛停下脚步,路灯在她脸上投下明暗交错的光影。她看着斐思逾,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深水,但斐思逾能看见深处细微的涟漪——是厌倦,还是别的什么?
“斐小姐,你知道赌场里最可悲的是什么人吗?”蒋沛忽然问。
“什么人?”
“就是把赌桌当成真的人。”蒋沛说,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清晰,“以为运气可以掌控,以为概率有感情,以为下一局一定能翻盘。你在我身上看到的,只是你想看到的幻象。我不是你想象中那种需要拯救的落难公主,也不是欲擒故纵的游戏高手。我只是一个荷官,每天工作八小时,拿一份薪水,想过平静的生活。”
她顿了顿,看着斐思逾的眼睛:“所以,请你不要再浪费时间了。你的时间很值钱,我的也是。”
说完,她绕过斐思逾,径直走向公交站。脚步很快,像在逃离什么。
斐思逾站在原地,夜风吹过,带来海水的咸腥味。她看着蒋沛单薄的背影消失在夜色中,忽然笑了——不是愉快的笑,是意识到自己陷入某种困境的笑。
需要拯救的落难公主?不,她从来没那么想过。那种童话式的叙事太廉价,配不上蒋沛身上的那种复杂。
她只是被这个女人身上的某种东西吸引了——那种近乎悲壮的孤独感,那种与整个世界划清界限的决绝,那种在赌场这个最浮华的地方保持的绝对清醒。
像一颗被扔进深海里的石子,沉得无声无息,却在她心里激起千层浪。
第四次,斐思逾直接去了蒋沛的住处。
是周六下午,阳光很好,老城区有了些许生气。孩子们在巷子里追逐,老人坐在门口晒太阳。斐思逾的车停在巷口,引来几道好奇的目光——这种车不该出现在这里。
她走上五楼,楼梯很陡,墙壁上满是涂鸦和电话号码。在蒋沛的门前,她停顿了几秒,然后敲门。
里面传来脚步声,不急促,但也不慢。门开了一条缝,防盗链还挂着。蒋沛穿着家居服——一件洗得变形的灰色T恤和运动裤,头发散乱,脸上有刚睡醒的倦意,眼底的红血丝明显。
看到斐思逾,她眼中闪过一丝错愕,随即变成恼怒,像平静水面被投入石头:“你怎么知道我住这里?”
“查的。”斐思逾坦率得近乎无耻,她知道在这个女人面前,谎言没有用,“蒋沛,我想跟你谈谈。”
“我们没什么好谈的。”蒋沛要关门。
斐思逾伸手抵住门板,触感冰凉:“那就让我说完这句话。我不是在玩游戏,也不是一时兴起。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被你吸引,但这是真的。给我一个机会,哪怕只是喝杯咖啡的时间。”
蒋沛沉默了几秒,透过门缝看着斐思逾。阳光从楼道窗户斜射进来,在她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忽然,她笑了——那笑容很冷,带着嘲讽,像冰面上裂开的纹路。
“斐小姐,你知道我母亲为什么抛下我吗?”她问,声音很轻,却字字清晰,像刀片划过玻璃。
斐思逾一愣。
“因为她爱上了一个赌客。”蒋沛继续说,语气平静得像在讲别人的故事,“那个男人说会带她去香港,给她好生活。他出手阔绰,送她名牌包,带她去高级餐厅,说她是他见过最美的女人。她信了,抛下我,跟那个男人走了。结果呢?到了香港才发现那人有老婆孩子,她只是个小三,玩腻了就被扔在元朗。现在她在那里住铁皮屋,靠捡纸皮维生,偶尔给我打电话,哭诉命苦。”
她看着斐思逾的眼睛,那双深褐色的眼睛此刻深不见底:“你看,赌徒的话,是最不可信的。而赌场里的人,不管是客人还是员工,骨子里都是赌徒——赌运气,赌概率,赌人心。斐小姐,你也是赌徒。所以,你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信。”
门在斐思逾面前关上,锁舌咔哒一声扣上,果断而决绝。
斐思逾站在门外,手还停留在半空中。楼道里安静下来,只有远处传来的电视声和孩子的哭闹。阳光移动,从她身上移开,阴影覆盖上来。
接下来的一个月,斐思逾试了所有她能想到的方法。
送花,昂贵的厄瓜多尔玫瑰,十一朵,象征一心一意。花被放在门口,蒋沛下班回来看到,面无表情地捡起来,走到楼下,扔进公共垃圾桶,动作干脆。
送礼物,一条蒂芙尼的项链,钥匙造型,寓意打开心扉。快递送到赌场员工部,第二天原封不动退回,附一张纸条,上面只有两个字:“不必。”
打电话,永远是无人接听,然后转入语音信箱。斐思逾留过几次言,从简短的“我是斐思逾”到稍长的“只想确认你平安”,但从未收到回复。
去赌场等她下班,蒋沛会从其他出口离开——赌场有至少四个员工出口,斐思逾不可能全部守住。
直到有一天,斐思逾收到一条短信,来自蒋沛的号码——她存了,但从未打通过:
“别再找我。”
只有四个字,没有标点。
她立刻回拨过去,听筒里传来机械的女声:“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再去赌场,经理告知,蒋沛已辞职,三天前的事,按程序交了离职信,结清了工资,没有说去向,也没有留联系方式。
“她是个好员工,可惜了。”经理说,语气里是真切的遗憾,“十年零失误,这种荷官很难找。”
斐思逾站在空荡荡的赌桌前,那张蒋沛曾经站过的位置,现在换了另一个荷官,年轻些,笑容殷勤,手法却不如蒋沛流畅。赌场依旧喧闹,筹码叮当作响,轮盘转动,老虎机轰鸣,一切都和从前一样。
但她第一次感到一种陌生的恐慌,像脚下的地板突然消失。
她真的消失了。
像一滴水,蒸腾在澳门闷热的空气里,无迹可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