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沛住在澳门半岛老城区一栋唐楼里，楼龄至少四十年。
外墙的白色瓷砖斑驳脱落，露出下面灰色的水泥，像生了皮肤病。楼道狭窄昏暗，宽度只容一人通过，若两人相遇，必须侧身。声控灯时好时坏，大多数时候需要用力跺脚才会亮起昏黄的光，照出墙上层层叠叠的小广告和涂鸦。
她住五楼，一套不到三十平米的一室户，月租四千五百澳门币。房间朝北，终年不见直射阳光，即使在盛夏，室内也有一股淡淡的霉味。家具简单到近乎简陋：一张铁架床，一个二手衣柜，一张书桌，两把椅子。唯一的装饰是窗台上的一盆绿萝，叶子蔫蔫的，但还顽强地活着。
每天下午四点，闹钟准时响起——不是电子音，是老式发条闹钟，叮铃铃的声音刺耳而固执。蒋沛从床上坐起，睡眠很浅，像浮在水面，一点声响就能惊醒。她赤脚走到卫生间，用冷水洗脸，看着镜中的自己：苍白，眼底有淡淡的青黑，像永远没睡够。
煮一杯黑咖啡，巴西豆，深度烘焙，苦得让人清醒。配两片白吐司，不涂任何东西，机械地咀嚼、吞咽。然后她坐在书桌前，翻开一本书——最近在看的是葡萄牙诗人佩索阿的诗集，中葡双语版。她读得很慢，手指划过葡语原文，嘴唇无声地翕动。
五点出门，她检查三次门锁，确认关好。步行十五分钟到公交站，经过街市，傍晚时分正是热闹的时候，摊贩叫卖声、主妇讨价还价声、孩童哭闹声混杂在一起。蒋沛从不驻足，目不斜视地穿过人群，像一艘船划过水面。
坐25路巴士过友谊大桥，车窗外的澳门逐渐从老城的破败过渡到新城的繁华。六点前到达路氹城永利皇宫员工入口，那是一个不起眼的侧门，需要刷卡进入。她换制服，深蓝色，料子不错但款式死板。化妆，只需要淡妆，赌场规定。盘发，用发网和发夹固定得一丝不乱。
六点半准时上岗。
荷官的工作是八小时制，但蒋沛几乎每天都会申请加班。赌场从不缺愿意多工作几小时的员工，尤其像她这样手法精准、几乎零失误的荷官——十年工作记录，没有一次算错赔率，没有一次与客人发生冲突，甚至连表情都控制得恰到好处。
“蒋沛就像个机器人。”同事私下里说。
“也好，省事。有些荷官话多，惹客人烦。”
“可她太冷了，客人也不喜欢。”
“赌鬼要的是刺激，不是冰山。”
这些议论蒋沛都听过，但她不在意。她需要钱，需要很多钱，加班费是基本工资的1.5倍，节假日是2倍。她计算过，按照现在的进度，还需要四年七个月，她就能攒够目标数额。然后呢？她没想好，也许离开澳门，去一个没有赌场的地方。
凌晨三点下班，坐夜班巴士回半岛。车厢里空空荡荡，只有几个同样疲惫的赌场员工，彼此不交谈，像一群互不相识的幽灵。到家时通常已近四点，她会站在狭小的阳台上抽一支烟——韩国产的esse，薄荷味，烟很细，像她的手指。看楼下街道偶尔驶过的车灯，划破黑暗又迅速消失。然后睡觉，等待四小时后的闹钟。
周而复始。
斐思逾的资料在一周后送到她手上，用牛皮纸袋装着，厚厚一叠，像病历档案。助理亲自送到她香港办公室，神色谨慎：“斐小姐，这位蒋小姐的背景……比想象中复杂。”
“说。”斐思逾没有立刻打开，而是走到落地窗前。窗外是维多利亚港，阳光正好，游轮驶过，在海面拖出白色的尾迹。
“她今年二十八岁，澳门出生，持澳门永久居民身份证。父亲蒋文辉，曾是葡京赌场的叠码仔，上世纪九十年代相当活跃，据说巅峰时期手下有二十多个‘厅主’，每月流水过亿。”助理翻开自己的笔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赌场生意一落千丈，蒋文辉自己也开始沉迷赌博，欠下巨额赌债——具体数字查不到，但当时道上传闻至少八千万港币。同年11月3日，他失踪了，至今下落不明。警方列为失踪人口，但私下都认为凶多吉少。”
斐思逾转过身：“母亲呢？”
“母亲林秀琴，原籍珠海，1989年嫁到澳门。蒋文辉失踪时她三十岁，蒋沛七岁。2001年，她改嫁香港一名货车司机，将当时十岁的蒋沛留在澳门，由外婆抚养。外婆叫陈桂枝，今年如果还在世的话，应该七十六岁了。”
“如果还在世？”
“2015年去世了，肺癌。葬礼很简单，只有几个老街坊和蒋沛在场。”助理停顿，“蒋沛当时二十三岁，已经工作五年，赌场给了三天丧假。”
斐思逾走回桌前，打开牛皮纸袋。里面照片不多：一张是蒋沛的小学毕业照，圣若瑟小学，她站在最后一排角落，瘦小，低着头，看不清脸，但能看见紧紧攥着裙摆的手。一张是中学时期，劳工子弟学校，穿着宽大的校服，站在操场边，眼神警惕地看着镜头，像随时准备逃跑的小动物。还有几张近年的监控截图，都是她上下班路上的抓拍，永远是一个人，步履匆匆，背包很旧。
“教育背景呢？”
“中学成绩中上，尤其数学很好，老师曾建议她考大学。但高中毕业后未继续升学，十八岁生日当天就去考了赌场从业资格证，三个月后进入葡京工作。五年后转入新葡京，又两年，三年前转入永利皇宫。工作记录良好，无任何违规或投诉。”助理顿了顿，声音更低了些，“不过，有一些……传闻。”
“什么传闻？”斐思逾抬起眼。
“说她母亲改嫁后，继父对她不太好。具体细节不清楚，但她中学时期曾多次因打架被记过，对象都是男生。有一次打得比较严重，对方骨折，她差点被开除。是一个叫周子明的男人出面摆平的，他是蒋文辉当年的结拜兄弟。”
助理翻了翻笔记：“还有，她在赌场工作十年，从不与同事深交，也从不接受客人邀约。有人试过追求她，送花送礼物，都被原封不动退回。三年前，一个内地富商想包养她，开出月薪二十万的条件，她直接报告给赌场保安部，那客人被列入黑名单。赌场里都叫她‘冰美人’，说她‘没有心’。”
斐思逾合上资料，走到酒柜前倒了一杯威士忌。琥珀色液体在杯中晃动，她想起蒋沛那双同样颜色的眼睛。
一个七岁被母亲抛弃，靠外婆养大的女孩。一个在赌场工作十年，却活得像个透明人的女人。一个拒绝所有靠近，把自己封在冰壳里的灵魂。
难怪那双眼睛里，有那么多冰。
“斐小姐，还需要继续查吗？”助理问。
“查她最近三个月的生活轨迹。常去的地方，接触的人，消费记录，所有细节。”斐思逾抿了一口酒，“还有，查那个周子明。”
“明白。”
挂断电话，斐思逾重新翻开资料，停在蒋沛那张中学照片上。少女时期的蒋沛已经初具现在的轮廓，但眼神更加锐利，像一只随时准备战斗的小兽——不是因为凶猛，而是因为恐惧。
她忽然很想看看，那层冰壳下面，到底是什么。是更厚的冰，还是从未熄灭的火？
三天后，斐思逾再次来到澳门。
这次她没有进赌场，而是坐在永利皇宫对面咖啡厅的靠窗位置，点了一杯美式，看着员工入口。下午五点半，蒋沛准时出现。
她穿一件浅灰色针织衫，袖子有点长，盖住半个手背。牛仔裤洗得发白，膝盖处有轻微的磨损。背一个黑色的帆布包，边缘已经起毛。素颜，长发松松扎在脑后，几缕碎发垂在额前，被风吹动。经过咖啡厅时，她似乎感觉到什么，转头看了一眼橱窗。
目光与斐思逾隔着玻璃相遇。
没有停顿，没有表情变化，她像看一个陌生人一样移开视线，继续往前走。但斐思逾捕捉到她脚步微不可察的加快——零点几秒的迟疑，然后选择无视。
斐思逾放下咖啡杯，杯底与瓷碟碰撞出清脆的声响。她起身，留下一张五百澳门币的钞票压在杯下，跟了出去。
她保持二十米左右的距离，混在傍晚下班的人流中。蒋沛走路很快，步幅均匀，从不回头看。她走进一家便利店——7-11，冷气开得很足，门开时涌出一股混合着关东煮和清洁剂的气味。
斐思逾站在街对面，透过玻璃窗看着。蒋沛在货架前停留了大约三分钟，拿了一袋吐司、一盒牛奶、一包速食面。结账时，她从钱包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纸币，仔细数过才递出去。找回的零钱她认真清点，然后整齐地叠好放回钱包。
五分钟后她出来，塑料袋在她手中轻轻晃动。然后又进了一家药店，买了些东西——斐思逾眯起眼，看清是止痛药和胃药。
经过一个小公园时，蒋沛忽然停下脚步。
公园很小，只有几张长椅和几棵榕树。一张长椅上坐着个流浪汉，衣衫褴褛，头发打结，正在翻垃圾桶，捡出半个面包。蒋沛站在几米外看了几秒，然后从塑料袋里拿出刚买的那袋吐司，走过去放在长椅另一端，距离流浪汉两米远的地方。她全程没看那人一眼，也没说话，放下就转身离开，脚步依旧很快。
斐思逾站在榕树后，看着这一幕。流浪汉愣了一下，警惕地看了看四周，然后迅速抓过吐司，塞进怀里，像怕被抢走。
蒋沛继续往前走，拐进一条小巷。巷子很窄，只容两人并肩，两边是旧式唐楼，墙皮剥落，露出红砖。晾衣竿从窗户伸出来，挂满各式衣物——衬衫、内衣、床单，在傍晚的风中微微晃动，像万国旗。她在第三栋楼前停下，那栋楼的门牌已经锈蚀，只能勉强认出“福德街14号”。她掏出钥匙——一串，大约五六把，找到正确的那把，插进锁孔，转动。
门开了，里面是漆黑的楼道。她走进去，门在她身后关上，发出沉重的响声。
斐思逾没有跟进去，只是在巷口站了一会儿，看着那扇绿色的铁门。门上的春联已经褪色，横批是“出入平安”，但“平”字缺了一角。楼道里传来上楼的脚步声，不急促，但也不慢，一步，两步，渐渐远去，最后是另一道门开合的声音。
然后一切归于寂静。
斐思逾转身离开。走回主街时，华灯初上，赌场的霓虹灯开始闪烁，将夜空染成紫红色。两个世界，一街之隔。
那天之后，斐思逾每隔两三天就会来澳门一次。有时只是远远看着蒋沛上下班，有时会制造“偶遇”——她讨厌这个词，觉得刻意，但又没有更好的方式。
第一次偶遇是在便利店。
蒋沛在货架前选泡面，手指划过各种口味：红烧牛肉、海鲜、酸菜。斐思逾推着购物车过去，拿起同一货架上的进口意面酱——产自意大利，玻璃瓶，标签精致。
“蒋小姐，好巧。”
蒋沛侧头看她一眼，眼神里没有任何惊讶，只有平静的审视。然后她点头，幅度小到几乎看不见，算是回应。她拿起一包最便宜的出前一丁麻油味，转身去结账，没有多停留一秒。
斐思逾看着她离开的背影，将意面酱放回货架——她根本不吃这种。
第二次是在公交站。
那天下雨，不大，但细密，将街道淋得湿漉漉的反光。斐思逾开车经过，看见蒋沛在等车，撑着一把旧伞——深蓝色，伞骨有一根弯了。她站在站牌下，离其他人几步远，像画框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