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天乡医院的走廊永远弥漫着消毒水与药剂混合的味道，冷得像结了层薄冰。我攥着姥姥的衣角，指尖泛白，跟着护士走进检查室时，磁共振机器的嗡鸣比记忆中更刺耳，震得耳膜发疼。

躺上检查台的那一刻，我死死闭着眼，脑海里反复闪过县城医院老医生凝重的脸，还有“脑肿瘤”三个字烫在心上的灼痛感。姥姥在门外轻轻敲门，声音带着颤：“滢滢别怕，姥姥在这儿等你。”我想说“我不怕”，喉咙却像被堵住，只能发出细碎的呜咽。

检查结束后，是漫长的等待。我和姥姥坐在走廊的长椅上，她想拉我的手，我却下意识缩了缩——这些天，我总怕自己的“病”会传染，怕这份沉重会压垮本就不易的姥姥。走廊里人来人往，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护士步履匆匆，没人多看我们一眼，就像当初在县城医院时一样，我们只是这无数病患中最普通的一对。

直到下午三点，护士才喊我的名字。我跟着姥姥走进诊室，又撞见了那个有着特别双眼皮的医生。他依旧是温和的模样，碎星般的白发落在肩头，只是眼神里没有多余的情绪，手里捏着那张薄薄的检查报告，像捏着一份无关紧要的文件。

“许滢是吧。”他开口，声音平稳得没有一丝波澜，和初见时那几分冲劲不同，此刻只剩职业化的疏离，“磁共振结果很明确，右脑枕叶有占位性病变，确诊为脑胶质瘤，需要尽快手术。”

“胶质瘤……”姥姥没听懂，追问着，“医生，这病能治好吗？手术风险大不大？”

他抬了抬眼，目光在姥姥焦急的脸上扫过，语气依旧客套：“手术是目前唯一的治疗方案，成功率要看肿瘤的恶性程度和术中情况，我会尽量降低风险。”他顿了顿，翻了翻病历本，笔尖在纸上划过，“元旦那天有空档，安排在上午九点手术，你们要是同意，现在就去办住院手续。”

元旦。我猛地抬头看他，窗外的阳光斜斜照进来，刚好落在他的双眼皮上，那两弯浅浅的月本该是温柔的，此刻却透着拒人千里的冷漠。岁末年初，本该是阖家团圆的日子，而我却要在手术台上度过，像一件被按部就班处理的工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