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未雪的葬礼在三月一个阴沉的早晨举行。天空是铅灰色的，像一块脏了的画布。

来的人很少。美术馆来了几位同事，神情肃穆地献了花，说了几句“节哀顺变”，就匆匆离开了——非典的阴影还未完全散去，人们忌讳在殡仪馆久留。尤未雪的父母已逝，老家几个远房亲戚打过电话表示慰问，但都没来。秦虎那边，只来了秦芊黛一个人，穿着黑色套装，站在离人群稍远的地方，不停看表。

六岁的秦疏桐穿着一身不合身的黑色连衣裙——临时从邻居王阿姨那里借来的，站在母亲的遗像前。照片是尤未雪三十五岁时拍的，在美术馆的个展上，她站在自己的画作前微笑，眼里有光。现在，那光永远凝固在了相框里。

秦疏桐没有哭。从亲眼目睹母亲坠落的那刻起，她的眼泪就流干了。她只是呆呆地看着照片，像在等待母亲从里面走出来，说：“疏桐，妈妈在这儿。”

但母亲永远不会说了。

葬礼仪式简单到近乎潦草。没有追悼词——不知道该由谁来念。没有亲友回忆——真正了解尤未雪的人，要么死了，要么没来。只有殡仪馆的工作人员用职业化的平稳语调念完流程，然后问：“家属还有要说的吗？”

所有人都看向秦疏桐。小女孩张了张嘴，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她想起母亲教她画画时说的话：“疏桐，你看，每一笔都有它的位置，每一处空白都有它的意义。”可现在，母亲的生命成了一张被胡乱涂抹后撕碎的画，没有位置，没有意义，只有一片狼藉。

秦芊黛走上前，替她回答：“没有了，快点结束吧。孩子累了。”

遗体火化时，秦疏桐坚持要看着。工作人员劝她：“小朋友，别看了，去外面等吧。”

“我要看。”秦疏桐的声音很轻，但异常坚定，“我要记住妈妈最后的样子。”

透过观察窗，她看见母亲的遗体被送进火化炉，炉门关闭，指示灯亮起。她紧紧抓着窗沿，指甲发白。秦芊黛站在她身后，低声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倔。”

火光在炉内亮起的瞬间，秦疏桐闭上了眼睛。但她没有离开，直到工作人员捧出一个冷冰冰的骨灰盒。

“给您，请收好。”

秦疏桐接过盒子。很轻，轻得不像装着一个曾经那么温暖、会拥抱她、会给她讲睡前故事的人。

“妈妈……”她终于轻声说，“回家了。”

接下来的问题很现实：秦疏桐怎么办？

父亲秦虎在事发当天就消失了。警方找他做笔录，发现他已经用早就办好的签证去了新加坡，手机关机，杳无音讯。警方初步认定尤未雪是自杀——抑郁症病史、现场有碎裂的落地窗、邮箱里有定时发送的遗书，一切都指向这个结论。尽管秦疏桐坚持说“是爸爸推的”，但一个六岁孩子的话，在缺乏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很难被采信。

“小朋友，我们知道你很难过，”女警察蹲下来，尽量温和地说，“但有时候，人在极度悲伤时会产生一些……不真实的记忆。你妈妈确实有抑郁症，对吗？”

秦疏桐咬紧嘴唇，不说话了。她知道，没有人会相信她。

那么，谁来照顾这个突然失去双亲的女孩？

第一个被考虑的是秦芊黛。她是秦疏桐的亲姑姑，法律上的第二顺位监护人。秦芊黛听到这个提议时，反应激烈。

“我？不行不行！我自己工作忙得要死，哪有时间照顾孩子！”她在派出所的调解室里大声说，“再说了，她妈妈那边没亲戚了吗？”

“母亲方直系亲属均已过世，旁系亲属表示无力抚养。”社工是个中年女人，语气平静但坚持，“您是孩子目前在本地唯一的亲属。”

“那她爸爸呢？秦虎是死了吗？他是逃犯！你们应该去抓他，让他来管他女儿！”

“秦虎先生目前下落不明，我们已经通过国际刑警协助查找。但在找到他之前，孩子需要有人照顾。”社工看着秦芊黛，“如果您拒绝，孩子只能送去福利院。”

秦疏桐坐在角落里，听着大人们讨论她的去向，像讨论一件行李该寄存在哪里。她盯着自己磨破的鞋尖，想起母亲曾经给她买过一双红色的小皮鞋，上面有蝴蝶结。母亲说：“我们疏桐穿上，像个小公主。”后来她长大了，鞋小了，母亲收起来，说：“留个纪念，等你有了女儿，给她看。”

现在，那双鞋还在家里的鞋柜里，但母亲不在了，家也不一定是她的了。

秦芊黛还在争辩：“福利院就福利院！国家不是有救助系统吗？凭什么要我来负担？我又不是她妈！”

“秦女士，法律上您有义务。”社工的语气强硬了一些，“如果您坚持拒绝，我们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指定。但那样的话，对您的声誉可能不太好。而且——”她看了一眼秦疏桐，压低声音，“孩子才六岁，刚失去母亲，送去福利院，您忍心吗？”

秦芊黛沉默了。她点燃一支烟——室内明明禁止吸烟，但没人制止她。抽了半支后，她说：“监护可以，但我有条件。”

“您说。”

“第一，她妈妈留下的房子归我——不是白要，但监护孩子需要住处，那房子本来就有我哥一半，现在我哥那份该归我。第二，她妈妈留下的存款、画作，所有财产，都由我代管，直到她成年。第三，政府要给补贴吧？抚养费、教育费，这些不能让我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