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的生活，比想象中更难，但也比想象中更简单。

难的是，当你遇到开心的事，想立刻分享，对方可能在实验室，在开会，在睡觉。当你难过的时候，想找个肩膀靠一靠，对方只能在视频里，用言语安慰，但触不到温度。当你生病的时候，只能自己买药，自己照顾自己，对方除了叮嘱“多喝水，按时吃药”，什么也做不了。

简单的是，生活被简化成了固定的节奏。早晨的“早安”，中午的“吃饭了吗”，晚上的“在干嘛”，睡前的“晚安”。每天的沟通，像打卡一样，成了确认彼此还存在的仪式。话题也越来越日常——吃了什么，睡了多久，工作或学习的进展。那些更深层的情绪，那些关于孤独、不安、思念的细腻感受，因为怕对方担心，因为觉得说了也没用，慢慢就不说了。

沈屹在北京的博士生活，忙碌而充实。陈教授的实验室要求很严，每周工作八十小时是常态。他很快适应了这种节奏，每天实验室、宿舍、食堂三点一线。数据，论文，组会，构成了他生活的全部。偶尔会和实验室的师兄师姐一起吃饭，聊的都是专业问题，很少涉及私人生活。

苏棠在杭州的出版社工作，也很忙。她负责的“城市记忆”系列第一本书出版了，市场反应不错，主编让她继续做第二本。她每天看稿，改稿，和作者沟通，和设计讨论，生活被工作填满。周末偶尔和林薇逛街，看电影，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加班。

他们每个月见一次面。不是沈屹回杭州，就是苏棠去北京。见面的时候，总是很珍惜，把想说的话，想做的事，都压缩在短短的两三天里。但有时候，因为太珍惜，反而会紧张，会刻意，会不像平时那么自然。

第一次争吵发生在异地三个月后。苏棠的书稿出了问题，作者临时要大改，她连续加了一周的班，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周五晚上，她终于改完，发给主编，然后给沈屹发消息：“稿子改完了，累死了。”

沈屹在实验室，正准备通宵测一组数据。看到消息，他回：“辛苦了。早点休息。”

苏棠看着这行字，心里突然涌起一股委屈。她累了一周，想要的不是一句“辛苦了”，而是一个拥抱，一句“我在”，哪怕只是在视频里。但她没说，只是回：“嗯，睡了。你也别熬太晚。”

“好。”

对话结束。苏棠放下手机，躺在床上，眼泪无声地流下来。她觉得孤独，前所未有的孤独。即使沈屹每天跟她联系，即使他们每个月见面，但这种孤独，像潮水一样，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淹没她。

第二天，沈屹察觉到了她的情绪不对。视频时，他问：“你昨天是不是不高兴？”

苏棠摇头：“没有，就是累。”

“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