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了，韩家祥和小赵在服务区停车吃饭。餐厅里挤满了司机，几乎每个人都在聊油价。

“我认识一哥们，上周把车卖了。”旁边桌的河南司机说，“开了五年贷款刚还完，算算账，还不如出去打工。”

“听说山东有些物流公司开始停运了，运费涨不起来，跑一趟亏一趟。”

“你们听说了吗？深圳那边有司机开始联合起来，要求货主加运费。”

小赵听得入神，韩家祥扒拉着碗里的米饭，味同嚼蜡。这场景让韩家祥想起1993年，那时候公路乱收费严重，货车司机也联合过。大家把车停在国道边，熄火，不下车。整整两天，车龙排了十几公里。后来问题还真解决了。

可这次不一样。这次不是哪个部门乱收费，是万里之外的战争。而且对手不是具体的人，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国际政治，全球经济，大国博弈。

吃完饭，韩家祥绕着停车场走了走。几十辆重型卡车停在那里，像疲惫的巨兽。有些车身上贴着“油价上涨，请加运费”的标语，字迹歪歪扭扭，却透着无奈。

这些车的主人，有的在车里睡觉，有的三三两两地抽烟聊天。他们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一个人跑车，背后是一大家子的生计——孩子的学费，老人的药费，房贷，车贷。

韩家祥回到车上，小赵已经爬到上铺了。年轻人的睡眠就是好，几分钟就传来均匀的呼吸声。韩家祥躺在下铺，却怎么也睡不着。

手机屏幕在黑暗中亮起，是妻子发来的短信：“路上注意安全，家里都好，勿念。”

韩家祥想回点什么，手指在键盘上停留许久，最终只打了两个字：“放心。”

其实一点都不放心。儿子今年高考，成绩忽上忽下；老父亲的风湿病又犯了；车子的变速箱有点异响，修一次少说三五千。而最重要的，是这份干了半辈子的营生，还能干多久？

天快亮时，韩家祥终于迷糊了一会儿。梦里，他又开上了那辆老解放，柴油四毛五一升，路是砂石路，坑坑洼洼，他却开得飞快，因为心里踏实。

第二天中午，韩家祥在武汉附近的一个小服务区休息。加油时，韩家祥遇到了老孙。老孙是韩家祥在驾校的同期，后来一直在这条线上跑。

“老韩，真巧！”老孙给了韩家祥一支烟，“怎么样，这趟还行？”

“勉强糊口。”韩家祥苦笑着，“你呢？”

“别提了。”老孙狠狠吸了口烟，“我打算下个月不跑了。我老婆在县城开了个小店，我去帮她。虽然赚得少，至少人在家里。”

韩家祥看着他。老孙比他还大两岁，头发白了一大半，眼袋很深。这一代人，最好的年华都给了公路，现在却要在这样的窘境中思考退路。

“舍不得吧？”韩家祥问。

“舍不得也得舍啊。”老孙望着自己的车，眼神复杂，“这老伙计跟了我十二年，跑了二百多万公里，没出过大毛病。可光有感情有什么用？它得喝油，我得吃饭。”

两人的车一前一后上路了。老孙的车很快消失在视野里。韩家祥不知道下个月他会不会真的停车，但韩家祥知道，这个春天，有无数个老孙在做出艰难的选择。

第三天凌晨四点，韩家祥和小赵终于到了北京。卸完货，天已经蒙蒙亮。按照惯例，韩家祥会在车里睡一觉，然后找返程的货。但今天，韩家祥让小赵看着车，自己坐公交车去了天安门广场。

广场上人不多，升旗仪式刚刚结束。韩家祥站在那儿，看着缓缓升起的太阳，想起第一次来北京时的情景。

那是1990年，他开着一辆二手东风，也是送货到广州。然后在广州接到去北京的一车建材，那时年轻，就想去北京看看，从广州一路北上。

那时的北京还没这么多高楼，三环路还没修通，汽油一块二一升。

三十多年了，韩家祥见证了这个国家如何一天天变化。路变宽了，车变好了，城市变大了。从一个毛头小子变成了别人嘴里的“老韩”，从给别人开车到自己养车，从跑短途到跑遍全国。

韩家祥总以为，只要车轮还在转，日子就会越来越好。可现在韩家祥明白了，车轮的转动，从来不只是踩油门那么简单。它连着中东的油田，连着华尔街的交易大厅，连着白宫和五角大楼的决策室。

一个普通中国司机的生活，就这样被万里之外的战火点燃的油价，牢牢地拴住了。

回到停车场，小赵已经联系好了返程的货——一车汽车配件回广州，运费比来的时候高了一点，但货主说这是最后一次合作，下次还得看行情。

“韩叔，有件事我想跟您商量。”小赵犹豫着说，“我爸想让我去学修车，他说有一技之长，不受这些国际大事影响。”

韩家祥看着他年轻的脸，想起他父亲当年坐在副驾驶上的样子。那时候他们聊的是老婆孩子，是哪个饭店的饭菜实惠，是哪个服务区的姑娘漂亮。他们觉得，只要方向盘在手，世界就在脚下。

“你爸说得对。”韩家祥拍拍他的肩，“趁着年轻，多学点东西。”

但韩家祥没说的是，自己也想过停车。可停车之后呢？五十岁的人了，除了开车还会什么？这辆贷款还没还清的车怎么办？一家老小的开销怎么办？

回程的路上，韩家祥开得特别慢。小赵说，反正货主给的到货时间宽裕，不急。

韩家祥知道，自己是想在这条路上多待一会儿，多看看那些熟悉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