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周承煊说，“一个字不改。”

孟师傅看了他三秒钟，然后点点头，转过身，开始捡字。

他的动作很快，手指在字架间穿梭，像一个经验丰富的钢琴家在弹奏一首无声的乐曲。

第二天，报纸印出来了。

头版头条，是他写的社论——《我们不能做亡国奴》。

白话文，大白话，每一个字都认识，每一句话都听得懂。

报纸在一天之内卖光了。加印了两次，还是不够。报童在街头巷尾喊着“号外号外”，声音尖利得像某种警报。

订户在那一周里增加了一倍。从两千到四千，从四千到六千。

信从全国各地寄来，有订报的，有投稿的，有鼓励的，也有骂他的。

他把那些信一封一封地拆开，一封一封地看完，然后整整齐齐地码在抽屉里。

可麻烦也跟着来了。

五月十二日，警察找上了门。

两个穿黑色制服的警察站在报社门口，帽子压得很低，看不清表情。其中一个年纪大些，约莫四十来岁，国字脸，法令纹很深；另一个年轻些，二十出头，嘴唇抿得紧紧的，像是第一次出这种任务。

“你是周承煊？”年长的那个问。

“是我。”

“你的报纸言论过激，有人举报了。跟我们走一趟吧。”

周承煊看着那个警察的脸，没有慌。他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事实上，他比他们预料的更早知道了这一天会来。

几天前，他在警察局的一个线人，一个常来报社买报纸的老警察，喝醉了酒跟他透露了口风。

“上头有人在盯你，小心点。”

那天晚上，他坐在桌前想了很久，然后提笔写了一封信。

信是写给大哥的。

他没有写太多，只是说：大哥，我可能会遇到一点麻烦。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请你帮我保下报社。报纸是我办的，文章是我写的。我不后悔。

他没有等回信。他知道大哥会帮他的。

“我先把门锁了。”周承煊对警察说。

警察点了点头。

周承煊锁上门，把钥匙揣进兜里，跟着他们走了。他没有回头。

警察局在一条窄巷子里，灰砖灰瓦，门口蹲着两个石狮子，油漆剥落了大半，露出底下灰白的石头。

审讯室不大，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墙上刷着白灰，已经泛黄了，有几处墙皮翘起来，像要掉的样子。头顶吊着一盏白炽灯，光线惨白，照得人脸发青。

对面的警官姓孙，四十来岁，头发稀疏，眼角有很深的纹路。他看着周承煊，目光里有疲惫，有无奈，还有一点点说不清的东西。

“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孙警官问。

周承煊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知道。我在说真话。”

“年轻人，”他叹了口气，那口气拖得很长，像憋了很久终于吐出来的，“说真话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知道。”周承煊说，“可如果没人说真话，这个国家就完了。”

孙警官沉默了很久。他把手里的钢笔转了一圈，又转了一圈。窗外传来麻雀的叫声，叽叽喳喳的，像是在议论什么。

他低下头，在纸上写了几个字，然后抬起头，看着周承煊。

“走吧。回去把你的报纸收一收，别写那么过火。再这样下去，谁也保不了你。”他把钢笔放在桌上，靠回椅背，“你大哥在外头等着呢。”

周承煊错愕地站起身，他没想到大哥来的这么快。

走廊尽头，周承宗站在那里。

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长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面容依旧温润如玉。

他看见周承煊走出来，看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走吧，回家。”

两个人一前一后走出警察局。外面的天已经快黑了，暮色四合，街灯刚刚亮起来，昏黄的光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大哥，”周承煊叫了一声。

周承宗没有回头。“嗯。”

“谢谢你。”

周承宗的脚步顿了一下，然后又继续往前走。“一家人，说什么谢谢。”

那天晚上，兄弟俩坐在周承宗的书房里。

书房不大，三面墙都是书，从地板一直摞到天花板。书桌上摊着一本《周易》，旁边放着一杯已经凉了的茶。檀香燃尽了，香炉里只剩下一堆灰白色的灰烬。

周承宗坐在书桌后面，手指轻轻敲着桌面，发出笃笃的声响。

他看着弟弟。周承煊坐在对面的椅子上，身量已经比自己高了，肩膀也宽了，不再是那个跟在屁股后面跑的小孩子了。

他想起接到弟弟那封信时的情景。

那时他刚从铺子里回来，管家递给他一封信。信封上是弟弟的字迹，潦草得很，像是写得很快。

周承宗看完信，愣了很久。

报纸。

弟弟在办报纸。他在外面开了一间报社。他写了那些文章，那些他在报纸上读过的、署名“承新”的、言辞锋利的文章，原来都是弟弟写的。

他想起那些文章里的话，当时读的时候，心里想的是这个“承新”，倒是个有骨气的年轻人。

他没想到，那个“承新”，就是自己的弟弟。

那个晚上，他一夜没睡。他坐在书房里，把那几篇“承新”的文章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

他看着那些滚烫的、不计后果的字句，心里有什么东西在翻涌。

是惊讶。

他没想到弟弟会瞒着家里做这么大的事。

是担心。

他知道这些文章会惹来什么样的麻烦。

是骄傲。

他不得不承认，弟弟写的那些话，有些也是他想说、却不敢说的。

他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

那时候他也想过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想过要打破一些东西，建立一些东西。

可他是长子，他有责任，有负担，有太多不能放下的东西。

他放下了那些念头，一步一步地，走成了如今的周承宗。一个温和的、得体的、让人挑不出错的长子。

可弟弟不一样。弟弟没有那些负担。他可以飞，飞得高高的，远远的，飞到他自己都想不到的地方。

周承宗把信折好，放进抽屉里，然后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孙兄，是我，周承宗。有件事想麻烦你。”

现在，弟弟坐在他对面，刚从警察局出来，那比自己年轻一些的脸上没有害怕，没有后悔，只有一种义无反顾的、不计后果的坦然。

他没有骂周承煊。他只是问了一句：“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知道。”周承煊说。

周承宗沉默了很久问“报纸办了多久了？”

“四年。”

“家里人都不知道？”

“不知道。只有逢盈知道。”

周承宗愣了一下。“还挺能藏，你倒是信她。”

周承煊没有回答。可他嘴角弯了一下，那弧度不大，却让他的整张脸都柔和了下来。

周承宗看见了那个弧度。他没有说什么。

他只是低下头，翻着桌上那几份“承新报社”出版的报纸。纸张粗糙，印刷也不算精美，可那一行行字是滚烫的，每一个字都带着弟弟的心血。

“你写文章的本事，比我想的要好。”他说，语气淡淡的，像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

周承煊愣了一下。他以为大哥会骂他，会说他“不务正业”，会说他“惹是生非”。

“大哥，你不怪我？”他问。

周承宗抬起头，看着他。“怪你什么？”

“怪我瞒着家里办报纸。怪我写那些文章。怪我给你惹麻烦。”

周承宗沉默了片刻。然后把报纸放下，靠回椅背，看着弟弟。

“你写的那些话，有些也是我想说、却不敢说的。”他说，声音不高，语速很慢，像是在说一件想了很久的事情，“你做了我想做、却没做的事。我为什么要怪你？”

“大哥……”周承煊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可什么都说不出来。

“可你要想清楚后果。”周承宗说，语气恢复了那种温和的、带着提醒意味的沉稳，“这条路不好走。今天只是警察局，明天呢？后天呢？你能走多远？你能扛多久？”

周承煊看着大哥的眼睛。“能走多远走多远。能扛多久扛多久。”

周承宗看着他，看了好一会儿。然后他轻轻笑了一下。那笑容很淡，淡得几乎看不见，可周承煊看见了。

那是大哥很少露出的、发自内心的笑。

“好。”周承宗说，“那就接着做。”

他没有说“我支持你”，也没有说“我反对你”。这是周承宗的方式。

不拦，但提醒。因为他知道，拦不住的。

周承煊从大哥的书房出来，走到院子里。

夜已经深了。月亮升得很高，像一枚银元挂在墨蓝色的天幕上。月光洒在青石板路上，像铺了一层薄薄的霜。

院角那株老梅已经谢了，光秃秃的枝丫在月光下投下细碎的影子，像一幅水墨画。

他站在梅树下，仰头看着月亮。月光落在他脸上，把他锋利的眉眼照得柔和了几分，那层小麦色的皮肤上泛着银白色的光，像一层薄薄的霜。

他忽然很想见逢盈。想告诉她今天发生的事。

他穿过花园，绕过回廊，走到赵姨娘院的后门。

门已经关了。木门在月光下泛着暗沉的光，门环上挂着一个小小的布条，是逢盈系上去的，说是“辟邪”。

布条在夜风中轻轻晃动，像一只手在跟他打招呼。

他站在门外，月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一直延伸到门缝底下。

他没有敲门。他知道她在里面。知道他只要敲几下，她就会开门。她会探出头来，穿着那件蓝布衫，头发松松地挽着，眼睛亮亮的，像两丸浸在清水里的黑琉璃。

她会问：“二少爷，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

那他要怎么回答呢？

说“我刚从警察局出来，想见你”？

说“大哥知道我的事了，他没有怪我”？

说“我想你了”？

他想象着她听到这些话时的样子。

她大概会先愣一下，然后眉头皱起来，瞪他说：“二少爷，你喝多了，在说什么胡话。”

然后大概会低下头，耳根发红，手指绞着衣角，不知道说什么。

他没有敲门。

他只是站在那里。像一棵树，长错了地方，可就是不肯挪窝。

他站了很久。

久到月亮从东边移到了西边，久到夜风从凉变冷，久到他的手脚都有些僵了。

然后他转过身，走了。

皮鞋踩在青石板路上，发出轻轻的声响，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