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会儿正是亚洲的夏季，泰国的气温一直到十一点以后依然滚烫。离岛很小，只有通向码头这一条主街，路灯在好几个月前就坏掉了，始终没有人来修理。坐在餐厅的露台上，只有蚊虫萦绕着一段黯淡发黄的灯光。

弗拉万一直捧在手中的柠檬气泡水早就失掉了清凉，像一段失效的关系，只剩下寡淡与乏味。她想起了特尔森，他们曾经有过几次约会，至今她还记得他靠在身边，鬃毛一样蓬松的金色头发覆盖在她肩膀上的样子。但每次和阿曼达出去，他就会把头发整整齐齐地向后梳，嘴角永远向下撇。

做他们这行总是要装出一副不好惹的样子，实际上他很容易被逗笑，休息的时候他们会一起吃草莓，喝一点葡萄酒，或者点燃雪茄，注视着蓝灰色的烟雾飘出起居室敞开的窗户。雪茄的香气，混合了夏日的芬芳，再加上佳酿的绵长余韵，心里空旷得就像星辰之间的空间，充盈着一种巨大而透明的幸福感。

花生挤开虚掩的后门，蹑手蹑脚地走进来。它发出细微的哼唧，绕过斯人已去的椅子腿，日渐稀疏的毛发擦过脚踝，然后吭吭唧唧地、仿佛受尽了委屈，将两只沾满沙粒的前爪搭在弗拉万的裙子上。

“我可怜的小笨蛋、小傻瓜...”弗拉万俯身把它抱起来，抚摸着它蓬松的耳朵，忍耐着那些来自小狗的热情舔舐，将鼻子埋进它充满热量的皮毛。她已经很久没有想起往事，但今晚潮崎久世的到来惊醒了某种东西，让她感觉自己抖落了这十几年人生中落在身上的尘土和沙砾，它们重新变得清晰，带着早已消失的气味与颜色。

特尔森跌落的速度比她更快，就好像从未在那场因为电击器而导致的昏迷中醒来。在弗拉万还在竭力保住自己房子的时候，他已经像滑雪那样，飞快地丢掉了一切滑向了街头。

秋季转凉的时候她在一张松弛下陷、沾满咖啡和汗水污渍的沙发垫上发现了特尔森。他睡在一个叫帕姆的女孩的拖车里，他和她的男朋友都人事不省，他们吃了过量的药，直接尿在了沙发垫上。帕姆在特尔森的口袋里找到了弗拉万的名片，她没有生气，只是很疲惫，抱着两岁不到的女儿，眼睛和脸上都有被殴打后的痕迹。还有一个更小的女孩睡在角落里的一张毛毯上，手里捏着奶酪，苍蝇正在她的脸上爬来爬去。

“拖车营的业主要求我们在24小时内搬走，否则就要打电话叫治安官来。我没办法叫醒他们，如果你不想特尔森进监狱的话，最好赶紧带走他。”

弗拉万想方设法把他带回了家，帮他冲了澡，丢掉了那些肮脏的衣服。夕阳透过百叶窗照射在一块断裂的地板上，她感到自己也需要喝点酒，最好喝个不省人事。特尔森唤起了她心里太多东西，就像握着遥控器摁来摁去，不管看见什么都很嘲讽与凄凉，让她焦躁不安。

天快亮的时候她拖着沉重的脚步，穿过铺了大理石的明亮门廊，顺着这个街区向北走，穿过两条街去那家24小时不打烊的杂货店。这段时间她不再健身，也不再保持健康饮食，她总是在睡不着的时候去那家杂货店点两大杯咖啡，加满奶油和六块糖，然后在看电视的时候一边服用助眠药曲拉唑酮、安必恩，一边用饼干蘸着奶油喝完整整两杯。

有的时候日子就这么一天天、一周周昏昏沉沉的过去，几个月一晃而过。她不再确认账单，停止用蜡去除腿毛，不再给皮肤保湿或去角质。偶尔有人会打电话过来，但她已经不记得自己在昏沉中究竟说了什么，很快电话和门铃都沉寂下去，不再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