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她把何知予查到的信息更新到加密文件夹里。现在这份文件已经很厚了。第一部分是家庭财务流水中近几个月被拆分转出的几十笔转账记录，每一笔都标注了凌霄远的解释和她的验证结论。第二部分是新注册的科技公司的工商信息、注册地址的实地照片——她之前让顾衍之路过那个虚拟办公园区时顺便拍的，照片上是一排挂着几十家公司名牌的格子间，凌霄远那家公司的名牌挤在中间，牌子上只有一行字，连logo都没有。第三部分是境外机构的董事备案信息和收款账户变更记录。第四部分是周律师发来的初步法律意见书，里面列出了诉讼的可行性、预计周期、以及目前证据链的薄弱环节。
她把这些资料按时间顺序重新排列了一遍，在时间线空白处标注了补充待查事项——包括相关公司银行流水的调取进度、法律程序中下一步可能需要的文件清单。然后在结论页更新了一句话：各条线索指向存在事先未披露的关联关系，待法律程序启动后进一步调查确认。
几天后，方敏又寄来一箱东西。这次不是鸡汤，是嘉木的冬衣——几件厚棉衣、两条毛线裤、一双虎头鞋。鞋是方敏亲手做的，鞋面上绣着两只歪歪扭扭的老虎，眼睛是用黑色纽扣缝的，胡须是黄色丝线。林见微把鞋拿在手里看了看，发现鞋底的针脚很密，每一针都收得很紧，和她小时候穿的那双一模一样。方敏在箱子里附了一张便条，字迹有些歪，大概是在老花镜下写的：天冷了，孩子别冻着。你自己也多穿点，别光顾着工作。
她把便条贴在冰箱上，和凌霄远的菜谱进度表并排。然后她拿起手机给方敏打了个电话。
电话接通时方敏正在厨房里做晚饭，油烟机嗡嗡响。她说收到包裹了，虎头鞋很好看。方敏说那是她照着以前给你做的那双的样做的，眼睛用了新扣子，旧的都掉了。林见微握着手机，沉默了几秒，然后说妈，我有些事想告诉你。她把凌霄远分批次转移财产的事大概讲了一遍——她发现家庭共同账户里陆续有资金被转出，每一笔表面上都有他的合理解释，但她用尽调的方式逐条比对后确认这些行为模式符合资产转移的特征；她找了律师，但对方的转账都设置了合法名目，所以她还在等证据。她说她目前没有正式立案，但她手上的证据链已经足够支撑一个明确的判断方向。
方敏沉默了很久，久到林见微以为她挂了。然后她说你手上还有钱吗。林见微说有，她自己名下的账户没有被动过，她的工资和奖金都还在。方敏说那就行。她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你知道我当初发现你爸转移家里最后的存折时，第一件事是什么吗。她说是把那存折里的钱转出来。方敏说不是——她是把家里的账重新算了一遍。把所有她知道的账户、现金、借出去的债、还没收回来的欠款，全部写在一张纸上。她说她算完之后发现，自己能掌控的钱比她以为的要多得多。只是以前她太信任他，从来没有自己去算过。
她说你现在做的事，比妈当年强多了。以前她从发现到离婚，中间断断续续忍了好几年——不是因为犹豫，是因为有很多段时间都花在等待上。等法院的调解通知下来，等单位的人事档案被调齐，等他终于肯在一个她也能在场的场合里承认那些钱确实转走了。那几年里她无数次想过要不就算了，但每次想到还有一个孩子要养，她就知道自己不能算。所以你比她强的地方在于，你不是被动在等——你是在把“等待”本身也当成一个需要被管理的项目来做。你知道每一阶段应该收集什么证据、什么时候该联系律师、什么时候该决定下一步。你不是在耗时间，你是在用时间做交换。
林见微靠在沙发上，看着茶几上嘉木的虎头鞋。那双鞋的鞋底针脚很密，每一针都收得很紧。
她说有一件事她没有告诉任何人。这段时间她照常上班、开会、带娃，没有人看出任何异常。她以为自己藏得很好。但昨晚她在客厅加班改何知予的报告，嘉木在地上爬来爬去，忽然爬到她的脚边扶着她的膝盖站起来，仰着脸看着她，嘴里含糊地叫了一声类似“妈妈”。她忽然觉得眼眶很热，但没有哭。她只是把女儿抱起来放在腿上，说妈妈在，妈妈一直会在。凌霄远从书房出来，说他刚才好像听到她叫妈妈了。她说对，她叫了。他站在那里，看起来很高兴。她发现自己一直在想——在他做了这么多事情之后，他还会因为女儿第一次叫妈妈而由衷地高兴。而这大概就是人类情感的复杂度：你可以同时珍视一个人，又对他感到失望；可以和他一起为了女儿的第一声“妈妈”而欣喜，又在心里默默盘算着离婚诉讼的周期。尽调报告里没有关于如何处理这种矛盾的方法论。
方敏沉默了很久。她说她没法告诉她该怎么办。但她可以说一件事：当年她拿到离婚证的那天，走在回家的路上，发现自己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没有解脱，没有悲伤，只是觉得终于不用再等了。她说她一辈子都在等别人——等丈夫回头，等厂里补发工资，等女儿考上大学。等了大半辈子，最后发现等的意义不在于结果，在于你在等的时候有没有把自己照顾好。她现在每天去菜市场买菜，周末跟老姐妹去公园散步，晚上看电视打毛线，日子过得挺舒坦。
她说你不用急着做决定。你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名下的存款，有律师的电话，有一个已经会叫妈妈的女儿。你已经比妈当年强太多了。剩下的，就是等那个对的时机。她说她不怕她做错决定——她怕她因为怕麻烦而懒得做决定。林见微说不会的。方敏说那就好。
挂了电话，她把手机放在茶几上。窗外夜色已深，陆家嘴的灯光正在一层一层熄下去。她靠在沙发上，看着茶几上那双虎头鞋，想起五岁那年母亲第一次教她打算盘的那个下午。纺织厂车间里，母亲坐在一堆棉纱包旁，手指飞快，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像下雨。她坐在旁边看了一下午，回家后用硬纸板画算盘格子，用扣子当珠子。方敏看到后愣了一下，问她不会是自己做的吧。她点了点头。方敏没有夸她，只是把一个扣子拨到正确的位置，说从这里开始。三盘清。
现在她坐在自己家的客厅里，手边是一份完整的资产分析报告，电脑里是一个加密的证据链文件夹，手机里是周律师的电话号码。她不是那个需要靠别人才能活下去的女人。她有自己独立的判断力，有一份收入丰厚的工作，有一群在她需要时随时会伸出援手的人，有一套花了很多年才打磨出来的分析工具。她不需要等别人允许她做什么。她只需要等——等调查令的结果出来，等法律程序的齿轮开始转动，等那个能让她在法庭上站起来逐条宣读证据的时刻到来。而她最擅长的，就是在不确定中保持耐心。
她把茶几上的文件整理好，把虎头鞋放回鞋盒里，然后走进书房打开电脑，把周律师发来的法律意见书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最后几页是关于诉讼周期的预估——快则一年，慢则两年，如果涉及境外账户的调查，周期可能更长。她在这一页的空白处用铅笔写了一行字：可以等。
然后她打开笔记本，翻到一张新的空白页，在页眉写了两个字：我等。然后在这两个字旁边画了一个小方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