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感期结束后的第一天，白明熠醒得很早。

窗帘没有拉严实，一道光从缝隙里挤进来，落在地板上，细长的，浅金色的。他盯着那道光看了很久，然后翻了个身。右手腕还在疼，绷带下面的伤口结了痂，稍微一动就绷得紧紧的。他把手放在枕头下面，摸到美工刀，冰凉的。他没有推刀片，只是握着。握了一会儿，然后松开了。

他坐起来，光着脚走到窗前，把窗帘拉开。阳光涌进来，刺得他眯了眯眼。对面的楼墙上爬满了藤蔓，叶子在风里轻轻晃动。他看了一会儿，然后从枕头下面摸出那盒烟。白色的盒子，七块钱，还剩十几根。他把烟含在嘴里，打火机凑过去，按了一下。火苗蹿出来，在清晨的微风中摇晃了几下才点着。他吸了一口。烟冲进喉咙，苦的，涩的，带着一种让他脑子清醒的灼热感。他把烟吐出来，烟雾在阳光中散开，变成一缕透明的、几乎看不见的细丝。

又熬过去了一次。他在心里说。易感期，四天，比上次短了一天。他靠在窗框上，一只手夹着烟，一只手搭在窗台上。烟头的火光在阳光下几乎看不见，只有凑近了才能看到那一小截白色的纸在慢慢变黑。他抽得很慢。每一口之间都隔了很久。有时候他忘了自己在抽烟，烟就在他指间烧着，烟灰越积越长，最后掉下去，落在窗台上，碎成几段。

他把烟掐灭在窗台的边沿上，把烟头丢进垃圾桶。然后去洗漱，穿上短袖。衣柜里那件黑色的圆领短袖，洗得有些发白了，领口松松垮垮的。他套上之后，又拿出秋季校服外套——深蓝色的，拉链拉到最上面。四月底的天已经开始热了，窗外的阳光照在胳膊上已经能感觉到热度，但他必须穿外套。不穿外套，手腕上的绷带就会露出来。

他照了照镜子。校服外套的袖子很长，把手腕遮得严严实实。他把拉链往上拉了拉，遮住锁骨。

推开单元门，阳光照在脸上，温热的。他往学校走。路上已经有人穿了短袖，白色的、蓝色的、灰色的，露着胳膊。有人骑着自行车从他身边经过，短袖被风吹得鼓起来。还有人穿着短袖校服，校服很薄，风一吹就贴在身上。白明熠把校服外套的拉链拉到最上面，低着头继续走。

到学校的时候，还差五分钟打铃。他走进教学楼，爬上楼梯，推开教室的门。教室里几乎坐满了。他没有看任何人，走到最后一排，坐下来，把书包放在桌上。

他没有趴下去。他坐直了，看着黑板。黑板上写着当天的课表，粉笔字有些模糊了。他没有看任何人的座位，但他知道江维文已经在了。因为他闻到了洗衣液的味道——干净的，像晒过太阳的棉布，从前排飘过来。

旁边的石磊转过头，胳膊肘撑在白明熠的桌上。石磊穿着短袖校服，领口的扣子解了两颗，露出锁骨。他上下打量了白明熠一眼，压低声音说：“白哥，你不热啊？还穿外套。”

白明熠没理他。

石磊习惯了，也不在意，又凑近了一些：“你看看全班，就你一个穿外套的。连江维文都穿短袖了。”

白明熠的目光不自觉地往前排飘了一下。江维文坐在靠窗的位置，穿着短袖校服，浅蓝色的。从后面能看到他的肩膀和手臂。他的手臂很白，不是那种不健康的苍白，是那种很少晒太阳的白。手腕上干干净净的，什么都没有。

“热不热啊？”石磊还在问。

“不热。”白明熠说。

石磊撇撇嘴，转回去跟后排的人聊天了。白明熠听到他说“白哥一年四季都穿校服外套，我都没见过他穿短袖”，后面有人接了一句“人家那是怕晒黑”，几个人低低地笑了几声。白明熠没有反应。这些话他听得太多了。从高一入学到现在，他从来没有在任何人面前露过手臂。军训的时候他请了假，体育课他从不脱外套，夏天再热他也穿着校服外套。一开始有人问，有人好奇，有人试图拉他的袖子。后来没有人问了。不是不好奇，是习惯了。习惯了他的外套，习惯了他的沉默，习惯了他手腕上偶尔露出的那一截白色的绷带。

早读铃响了。英语课代表在前面领读，声音尖尖的。白明熠没有跟读。他把英语课本翻开，放在桌上，但没有看。他在想一件事。

昨天他做了一个决定。不是关于易感期的，是关于期中考试的。上周五，张济发了期中考试通知，说这次成绩会作为分班的参考。他不在乎分班。但他突然想到——如果他被分到别的班，就不和江维文一个班了。不是现在。现在是座位分开，但还在一个班。如果分班，可能就是两个不同的教室，两个不同的班主任，两个不同的课表。他不会在走廊里闻到洗衣液的味道，不会在晚自习的时候听到前排翻书的声音，不会在课间的时候看到那个坐得笔直的背影。

他不想那样。

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不可能突然把其他科目考好。不是考不好，是不想考。他不想在那些他不在乎的卷子上浪费一秒钟的时间。但他也不想和江维文分开。

他把英语课本翻到下一页，还是没有看。

第一节课是语文。方老师讲《陈情表》，讲李密如何辞官不就。白明熠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他在想那件事。怎么才能不分班？如果他像写化学那样写其他科目，把每一道题都做完，把每一个空都填满，把作文写到八百字——他会被分到哪个班？他不知道。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从高一到现在，他所有的考试都只写化学。其他科目的卷子，除了名字和考号，什么都没有。不是因为不会，是因为不想。那些题目他看一眼就知道答案。语文阅读，他能读懂。数学大题，他能解。英语完形填空，他能选。物理压轴题，他能算。生物填空题，他能填。他只是不想写。

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到那支黑色圆珠笔。冰凉的。他没有拿出来。

课间的时候，张济走进教室。他手里拿着那摞期中考试通知的家长回执单，走到讲台前，拍了拍桌子。

“家长回执单，”他说，“没交的抓紧交。今天放学前必须交齐。”

白明熠从桌兜里摸出那张回执单。他上周五拿到的，一直没签。以前他都是自己签的，模仿母亲的笔迹，已经练得很好了。但今天他不想签了。不是因为签不好，是因为他突然不想再假装了。他把回执单折了两折，塞进口袋里。他站起来，走出教室，走到办公室门口。门开着，张济坐在办公桌前，正在批改作业。

白明熠敲了敲门框。

张济抬起头，看到是他，放下笔。“什么事？”

白明熠走进去，把回执单放在桌上。“家长签字，帮我签一下。”

张济看了一眼那张回执单，又看了一眼白明熠。“你家长呢？”

“不在家。”

张济沉默了一会儿。他拿起笔，在家长签字那一栏签了自己的名字。不是张济，是“班主任代签”几个字。他把回执单递给白明熠。

“拿去吧。”

白明熠接过来，转身要走。

“白明熠。”张济叫住他。

白明熠停下来，没有转身。

“这次期中考试，”张济的声音从后面传来，“其他科能不能写几道题？不是要求你考多好，但至少不是零分。”

白明熠沉默了两秒。“我试试。”

他走出办公室，把回执单塞进口袋里。他说的“我试试”，不是“我试试能不能考好”。他知道自己能考好。他说的“我试试”，是“我试试写其他科”。他从来没有在那些卷子上写过字。不是不会，是不想。但现在他想了。因为他不想和江维文分开。

午休的时候，白明熠没有去食堂。他从桌兜里摸出一个面包，草莓馅的，撕开包装，咬了一口。太甜了。他把面包吃完，包装纸揉成团，扔进垃圾桶。然后他站起来，走出教室，往楼上走。

天台的门还是那把坏锁，用力一拽就能开。他推开门，风迎面扑来。四月底的风已经带了热气，吹在脸上不再是春天的轻柔，更像是夏天的前奏。天台的水泥地被太阳晒得发白，脚踩上去能感觉到明显的热度从鞋底传上来。他把校服外套脱了，搭在栏杆上，只穿着那件黑色的短袖。短袖的袖子到上臂中段，离手腕还有很远一截。白色的绷带缠在手腕上，从黑色短袖的袖口下面露出来，像一道突兀的伤口。

他没有遮。反正这里没有人。阳光照在绷带上，白色的纱布反着光。他把胳膊伸出去，让风灌进袖口，凉丝丝的，舒服了一瞬。然后他从口袋里摸出那盒烟，抽出一根，含在嘴里，打火机凑过去。火苗蹿出来，点着了。他吸了一口，烟冲进喉咙，苦的。他把烟吐出来，烟雾在风中迅速散开。

他靠在栏杆上，一只手夹着烟，看着远处的操场。操场上有班级在上体育课，所有人都穿着短袖，露着胳膊，在红色的跑道上跑来跑去。白明熠看着他们，又低头看了看自己手腕上的绷带。他下意识地把短袖的袖口往下拽了拽，但短袖的袖子只能到上臂中段，再怎么拽也够不到手腕。绷带还是露在外面。他把手放下来，不再拽了。

他听到铁门被推开的声音。不急不躁，脚步声很稳。他没有回头。

“你怎么在这里？”江维文的声音。

“透气。”白明熠说。

江维文走到他旁边，也靠在栏杆上。他穿着短袖校服，浅蓝色的，露着整条手臂。他的手臂很白，不是那种不健康的苍白，是那种很少晒太阳的白。手腕上什么都没有。没有绷带，没有伤疤，干干净净的。

江维文也看了白明熠一眼。他的目光在白明熠的右手腕上停了一下。绷带露在外面，白色的，在阳光下几乎没有秘密。白明熠没有藏。他本来想藏，但短袖藏不住。他把右手垂在身侧，绷带就那样露着。

“你不热吗？”江维文问。

“还好。”白明熠说。

江维文没有追问。他没有说“你的手怎么了”，也没有说“怎么受伤了”。他只是问了一句“你不热吗”，然后得到了一个“还好”，就没有再问了。白明熠把烟夹在指间，又吸了一口。烟雾从嘴里吐出来，被风吹散。

“你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江维文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