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腕上的。”

白明熠把袖子往下拉了拉。动作不大，但江维文肯定看到了。他的袖子本来就长，再拉一下就盖住了整个手背。他没有看江维文，不知道江维文现在是什么表情。他不想知道。他怕在江维文脸上看到同情，或者心疼，或者任何一种让他觉得自己很可怜的表情。他不可怜。他只是……不一样。

“好了。”他说。

“碘伏还在左边抽屉，”江维文说，“你需要的话自己拿。”

白明熠没有说话。

他想起江维文在教室抽屉里放的那瓶碘伏和那包纱布。不是为他准备的——他告诉自己不是。也许是江维文自己用的，也许是他放在那里备用的，也许只是碰巧。但碘伏和纱布不是学习用品，不会无缘无故出现在一个高中生的课桌里。除非那个人知道有人会用。

“嗯。”白明熠说。

江维文没有再说什么。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他的裤子上没有灰，但他还是拍了几下，像是一种习惯。白明熠注意到他站起来的时候先是用右手撑了一下地面，然后膝盖弯曲，身体前倾，动作很流畅。

“我回去了。”他说。

白明熠没有动。他坐在原地，背靠着栏杆，仰头看着江维文。阳光在江维文身后，把他的轮廓镀上一层金色的光。白明熠眯了眯眼。

江维文走了两步，停下来。

“天台的风太大了，”他说，没有回头，“待久了头疼。”

然后他走了。

铁门被推开又关上，发出沉闷的声响。这一次没有吱呀声，只有门框和门板撞击的“砰”的一声。脚步声在楼梯间里渐渐远去，越来越轻，越来越轻，最后消失了。

白明熠一个人坐在天台。

风吹过来，把他的头发吹得更乱了。他没有去理。他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放在膝盖上。手指还在微微发抖。不是因为冷。四月的风不冷。是因为有什么东西堵在胸口，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那个东西不大，但很硬，卡在食道和气管之间，让他每一次呼吸都觉得不顺。

他想起江维文说的“不是因为你”。那三个字在他脑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像一只被困在瓶子里的飞虫，撞来撞去，找不到出口。不是因为你。那是为什么？他自己说的——自己也要吃，做多了。但白明熠知道不是。他也知道江维文知道他知道。但他们都不说破。

他想起那两个字——“多了”。不多不少，刚好一半。从第一天开始就是这样，每一天都是这样。没有一次是多了一整份，也没有一次是只多了几口。永远是一半。好像江维文在分饭的时候，心里想的是另一个人。

他想起那些饭团，那些三明治，那些温热的牛奶，那些被推到桌角的饭盒盖子。他想起江维文说“碘伏还在左边抽屉”时的语气——平静的，像在说一件很小的事情。没有关心，没有心疼，没有那种让人难受的同情。就是陈述一个事实。碘伏在那里，你需要就用。

白明熠闭上眼睛。

风还在吹。他把头靠在栏杆上，铁栏杆被太阳晒得温热，贴着后脑勺，不烫，刚刚好。阳光落在他的眼皮上，一片橙红色。他透过眼皮能看到血管的纹路，像一张细密的网。远处有人在笑，不知道在笑什么。笑声被风吹散，断断续续的，像一首没唱完的歌。

过了很久，他睁开眼睛。

他站起来，腿有点麻。他跺了跺脚，等那股麻劲儿过去。然后走到铁门前，手放在门把手上，没有立刻推开。他站了几秒。然后推开门，走下楼梯。

走廊里很安静。大部分人都还在食堂或宿舍，走廊里只有他一个人的脚步声。墙壁上贴着名人名言——“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字已经褪色了，边角翘起来，被风吹得微微晃动。白明熠从那张标语下面走过，没有看它。

他走回教室，推开门。教室里只有几个人在趴着睡觉。有人把校服蒙在头上，只露出一截手臂。手臂上有几道圆珠笔画的图案，不知道是什么。

江维文已经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了。面前摊着课本，正在看书。他的背挺得很直，头微微低着，目光从左到右，一行一行地移动。他听到门响，没有抬头。

白明熠走到自己的座位，坐下，趴下去。

他把脸埋进臂弯里。手腕上的绷带蹭着脸颊，粗粝的触感让他觉得安心。他闭着眼睛，听着教室里细碎的声响。有人翻书，有人打呼噜，有人用笔敲桌子。这些声音和天台上风声不一样，但它们都有同一个作用：让他不用想太多。

石磊从教室外面冲进来的时候，午休还有十分钟才结束。他满头大汗，额前的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脑门上，手里拿着一瓶冰红茶。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椅子发出“嘎吱”一声惨叫。他拧开盖子咕咚咕咚喝了好几口，然后长出一口气，像刚跑完八百米。

“热死了，”他说，“白明熠，你没去操场太亏了，今天篮球场上有高二的打比赛，可精彩了——”

白明熠没理他。

石磊习惯了，也不在意。他把冰红茶放在桌上，从桌兜里翻出一包纸巾，抽出一张擦汗。他擦得很用力，脸被揉得通红。他一边擦一边继续说着那场他根本没看完的比赛——“那个穿红色球衣的三分球投得特别准，连着进了三个”——白明熠听着他的声音，像听一台关不掉的收音机。烦，但比安静好。安静的时候脑子里会冒出别的东西，那些东西比石磊的声音更烦。

午休结束的铃声响了。

下午第一节课是历史。

她今天讲的是抗日战争，放了一段纪录片。教室里的灯被关掉了，投影仪的蓝光照在幕布上，把每个人的脸都照成蓝色。旁边的石磊在打瞌睡，脑袋一点一点的，像鸡啄米。他的嘴微微张着，发出细微的鼾声。白明熠没有叫他。

他算完最后一步，把笔放下，靠在椅背上。他看了一眼前排。蓝光把江维文的侧脸照得很清楚——他的鼻梁在脸上投下一道阴影，睫毛的轮廓清晰可见，嘴唇微微闭着，表情专注。

历史老师讲到了南京大屠杀，讲到了三十万这个数字。她说：“我们不能忘记历史，因为忘记就意味着背叛。”

白明熠的笔停了一下。

忘记。他不知道忘记是什么意思。有些事情他想忘记，但忘不掉。有些事情他不想忘记，但正在一点一点地模糊。他不知道自己应该记住什么，应该忘记什么。他只知道自己每天晚上坐在桌前，台灯下，笔记本上那些分子式、装置图、倒计时。他也是在准备一种改变——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不是考大学，不是找好工作，不是让母亲骄傲。是另一种。是更彻底的、更安静的、不会被任何人打扰的方式。

他把笔放下，趴在桌上。

旁边的石磊被自己的瞌睡惊醒了，猛地抬起头，嘴角还挂着一丝口水。他迷迷糊糊地看了看四周，问：“下课了？”

白明熠没理他。

石磊揉了揉眼睛，看到白明熠趴着，又趴下去了。

第二节课是化学。

白明熠坐直了。

李萍老师走进来，笑眯眯地拍了拍讲台：“上节课讲了苯酚的性质，这节课我们做几道练习题。”她在黑板上写了几道题，让同学们自己做。白明熠拿起笔，不到五分钟就全做完了。他放下笔，看了一眼前排。江维文也在做题，速度不快不慢，每一步都写得很仔细。他的草稿纸上写满了数字和符号，排得整整齐齐，像一支军队。

白明熠把目光收回来，重新趴在桌上。他没有睡觉，只是闭着眼睛。脑子里在想那些题——有一道题他用了两种方法，第二种比标准答案短了三步。不知道李萍老师会不会讲到那种方法。应该不会，太偏了，不是考试要求的内容。但他觉得那才是这道题该有的解法。标准答案太啰嗦了，绕了好几个弯，浪费时间。他有时候不明白，为什么要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他听到前排翻书的声音。江维文在翻课本，可能是查某个知识点。翻书的声音很轻，很规律，和他做所有事情一样。

晚自习的时候，白明熠没有去天台。他坐在教室里，面前摊着化学竞赛的辅导书，翻到“芳香烃”那一章。他看了几页，合上书，又翻开。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坐在这里。他不想学习，不想做题，不想做任何事。但他也没有地方可去。回家也是一个人，空荡荡的，只有那盏台灯和那个玻璃罐。

他趴在桌上，闭着眼睛。

他听到前排有人翻书的声音。那个人翻书的声音很轻，很规律，像某种白噪音。一页，停一会儿，又一页，又停一会儿。不急不躁。白明熠知道那是谁。他没有抬头去看。但他注意到，那个翻书的声音今天比平时慢了一些。平时是翻一页，停几秒，再翻一页。今天是翻一页，停很久，再翻一页。好像看书的人不太专心，好像在想别的事情。

白明熠睁开眼睛，看了一眼前排。江维文坐在那里，面前摊着课本，但目光没有落在课本上，而是落在窗外。窗外是黑的。路灯的光从远处照过来，把对面教学楼的窗户照成一格一格的小方块，有的亮着，有的暗着。他在看什么？白明熠不知道。也许什么也没看，只是不想看书。

白明熠看了几秒，收回目光，重新闭上眼睛。

晚自习结束的铃声响了。

白明熠收拾好书包，站起来。石磊在旁边跟他说“明天见”，他没理，背着书包走出教室。

走廊里很安静。白明熠一个人走下楼梯，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里回荡。他的影子被路灯从窗户投进来，投在台阶上，一个长长的、扭曲的影子。他踩着自己的影子，一级一级地往下走。

他推开门，走进夜色里。

校门口的路灯亮着，把地面照出一圈昏黄的光斑。有飞虫在灯下飞舞，一圈一圈的，不知疲倦。白明熠往左拐。

巷子里很安静。墙头上的那只猫蹲在那里，绿色的眼睛在夜色里发光。白明熠看了它一眼，它没有叫，只是安静地蹲着，像一个在等人的人。

到家的时候，已经快十点了。

玄关没有灯。母亲的鞋不在门口。白明熠换了拖鞋，走进房间，把书包扔在床上，坐在桌前。窗外的路灯把树影投在窗帘上，一晃一晃的，像水里的倒影。他盯着那些影子看了一会儿。有一根树枝特别粗，影子像一只手，五指张开，抓在窗帘上。他盯着那只手，看它被风吹得微微晃动。

他没有拉窗帘。

他打开抽屉，拿出那个笔记本，翻到最新的一页。

上面写着：“今天没有用刀。第二天。”

那是昨天写的。今天他用刀了吗？没有。他摸过刀，想过用刀，但没有用。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摸了好几次，每次都能摸到那个冰凉的铁壳子。每次他都在心里说：等一下，再等一下。等到了教室，等到了午休，等到了晚自习，等到了回家。

他没有用刀。

他拿起笔，在“第二天”后面写：“第三天。”

然后他在下面写：“他今天说，饭团还会做。我说不用。他说不是因为我。”

写完之后，他看着这行字。他想起江维文说“不是因为你”时的语气。不是因为你——不是因为你需要，不是因为你想吃，不是因为我在乎你。是因为我自己也要吃，做多了。他把理由包装得那么随便，好像真的只是顺便。但白明熠知道不是。他知道。

他又写：“天台风大。他说待久了头疼。”

他把笔放下，看着这两行字。看了很久。然后他又拿起笔，在下面写了一行很小的字，小到几乎看不见：

“碘伏在左边抽屉。”

写完之后，他盯着这行字。那不是他说的，是江维文说的。他不知道为什么要把这句话也写下来。也许是因为他想记住，也许是因为他不想忘记。也许只是因为他不知道该写什么了。

他把那行字涂成一团黑色的墨渍。然后又重新写了一遍：

“碘伏在左边抽屉。”

这一次，他没有涂掉。

他把笔放下，合上笔记本，锁进抽屉。关了灯，躺到床上。

窗帘没有拉，月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板上画了一个白色的长方形。白明熠看着那个长方形，看着它一点一点地移动，从床尾移到床头。它的边缘不是直的，因为窗帘的褶皱，光斑的边缘是波浪形的，像一片被风吹皱的湖面。

他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下巴。

手腕上的伤口还在隐隐作痛。不是那种尖锐的疼，是钝的，闷的，像有什么东西在皮肤下面一跳一跳的。绷带下面，那道浅浅的口子正在愈合。明天会结痂，后天会变成一道新的疤痕。一道新的，和那些旧的排在一起，像某种只有他自己能读懂的密码。

他闭上眼睛。

明天早上，桌上没有饭团。他知道。

但江维文说“我还会做”。

他说“不用”。

但他知道，如果明天桌上出现一个饭团，他会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