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还能贵重？”
“能。因为它不虚假。咬得那么准的歌词，不是别人写给你，是自己也撑过。”
我没有告诉他那些歌不是我写的。我也没有告诉他那些痛苦并不是歌词练出来的。我只是低头看着那张从录音到压盘都简陋得不像话的专辑，想了很久，然后说：“卖。”
第一批五十张CD在三天内售罄。第二批两百张，一周卖光。第三批、第四批——老板不得不从情报课那边借了一个专门负责转录的退休老忍者，把生产线从小作坊升级到了小工坊，又从小工坊升级到正经的磁带盘录音间。CD封面从手绘变成了印刷，从茶色底变成了黑白写真，后来又变成了彩色。每一张封面上都有那只手绘的猫眼，和一行小字——“猫猫”。
我的收入从那一天起开始超过暗部的工资。这是穿越前兼职销售时代到现在，我第一次重新有了积累财富的感觉。
凯是最早一批买到CD的人之一。他买了三张——一张自己听，一张送给阿斯玛，一张硬塞给了卡卡西。
他把CD送给卡卡西那天，是在暗部总队长办公室。他把专辑拍在卡卡西办公桌上，力道大到差点震翻卡卡西的茶杯。“猫猫的唱片！青春的音乐！你必须拥有！”卡卡西看着那张封面，歪了歪头，说了句“我不听流行乐”，然后把CD放在旁边那摞任务卷轴上面。
但后来卡卡西还是听了。不仅听了，还一张一张地买全。每一张专辑，每一次新发行，他都在发售当周的傍晚独自走进唱片店，从货架上取走一张，放在自己宿舍绝不外借的那几册《亲热天堂》旁边。那些CD封面有黑白、有深蓝、有一期曾用了我某次演出前被老板偷拍的剪影——灯光暗得看不清人。他不知道猫猫是谁，但他在这副被面具遮去大半的面容上，总能看出一个他熟悉的人的影子。
有一次他在家听《淘汰》，被隔壁房间过来送文件的年轻队员听到了。队员后来跟人说：“旗木总队长的宿舍里半夜会放流行乐。我敲门的时候他关得很快，但我听到了一句——‘我说了所有的谎，你全部相信，简单的我爱你，你却老不信。’”
没有人敢当面问他。
几个月后，卡卡西开始单独买猫猫的唱片。发售新品的时间通常选在周五傍晚，和他从前顺路往我家放苹果的时段重合。后来唱片店的老板娘认住了这个银白头发的年轻人——总是单独来，不试听，不挑曲目顺序，只把猫猫的CD放到柜台上，交钱时从不多说一个字。
有一次她随口对他说：“你上次订的《猫猫 Vol.4》到货了，还没上架，先给你留着。”他顿了一拍，然后弯起眼睛说了声谢谢。那声谢谢很平常，但他接过纸袋时用拇指在封面那一角上轻轻按了一下，像是反复确认了碟片的存在才收回手。
他是总队长的身份，太容易被认出来。后来他不再自己去买，改在唱片店的邮购名册上登记了一个化名——“K”，收货地址写的是暗部总队办公室。每个月新发行的猫猫CD从唱片店包装好直接送进暗部收发室，再由他下班前从收件格锁着的夹层里取走。鹿丸后来帮他整理文件时看见密码柜最下一格整整齐齐码着十几张猫猫的专辑，问了句“这是证物吗”。卡卡西锁上了柜子，把钥匙收进口袋，然后用一种过于平淡的语气说：“算是吧——某种证据。”
那十几张CD的编号和发行日期，刚好对应他陪我吃秋刀鱼、替我包扎、在窗下听我絮叨的所有次数。他不是囤积唱片，是在把那些说不出口的时间一张一张记进心里。
我终于搬离街角的公寓，也是在那年深秋。
距离他不再来我家，已经一年半。不是因为忘了，而是那个房间的每个角落都在提醒我他来过，又走了。冰箱冷冻层最里面还留着他走之前贴好标签的最后一袋秋刀鱼，保鲜袋外面的墨迹晕开半圈，像是曾在某个潮湿的深夜被手指反复摸过。窗台上那盆薄荷已经长老了，开了三季细碎的白花，每一朵都安静地朝向窗外，和我一样习惯了等待。
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他。我怕自己离他太近，会让原著的轨迹偏移；我怕自己的存在已经偏转了他哪怕一度，在某个我无法预知的节点让他替我去挡本不该属于他的致命一击。我没有能力预知自己的选择会怎么影响世界，我只知道宇智波那条线我不能开口，而卡卡西——他会是未来的火影，我不能让他的结局有任何闪失。所以我趁这个机会搬远一点。搬到一个他顺路不会经过的地方，搬到一个我在凌晨归来时踩不到他影子的地方。
搬家那天我请了假。行李不多——一个旧包裹、一把二手吉他、一盆薄荷、一个抽屉里的小木盒。小木盒里装着碎掉的萤火虫耳钉、一枚淡粉色蝴蝶结、一把刮鳞刀、一张泛黄的秋刀鱼保鲜袋标签。丸子在空荡荡的房间里走了一圈，最后蹲在门口，用意念对我说：“窗台上留了印子。他那年经常把手放在窗沿，两手的食指位置都有。”
我走过去，窗沿的漆面上微微凹下去两条很浅的印痕。我没有擦掉。转身关上灯，把钥匙放在玄关的鞋柜上。丸子回头看了我一眼，尾巴在月光里轻轻摆了一下。
“不告诉他？”
“他会发现的。”
卡卡西是在第十一天才发现的。
新住处在一座老式双层公寓的二楼，楼下是家二手书店，从阁楼能直接翻上隔壁旧水塔改建的晾衣台。往南绕过一片斑驳的围墙就能潜入暗部训练场。往北走两条巷子转进商业街后巷，没有路灯，深夜回来不容易被岗哨注意到。
新住处没有槐树，没有街对面那扇被他关了无数次的窗，没有他凌晨踩过的落叶。但这些我还是记得。
那天傍晚我正在整理书架，忽然听到窗外有动静——很轻，像是有人踩到了一片瓦。丸子从窗台上竖起耳朵，用意念说了一句话。
“他来过了。”
我推开窗。外面什么都没有，只有晚风吹过空荡荡的巷子。但窗台上放着一小袋苹果，还是他惯常买的那家水果店的纸袋，袋口折得整整齐齐，和他以前顺路放台阶上的每一个苹果一样。
我拿起那袋苹果，低头发现纸袋背面用铅笔写了两个字。字迹很轻很潦草，像是写完又犹豫了很久才留下的——“平安”。
我没有吃那些苹果。我把它们放在书桌上，每天看一会儿。丸子问我为什么不削来吃，我说太甜了，舍不得。
他知道了我的新地址，但他没有敲门。我也没有去找他。暗部走廊里我们还是点头之交，说一句“辛苦了”和“你也辛苦”。
他不在的时候我没再开窗等他。只是那袋苹果始终放在书桌一角，每次晒到傍晚的阳光，整个房间都会浮起一层很淡很淡的果香。
我没有告诉他，那些CD里每一首歌都是写给他的。
《安静》是写给他转身离开的那个夜晚——他关上门的声音那么轻，轻到我宁愿他摔门，也不想他沉默。《搁浅》是写给灭族之夜后我们的第一年——他在走廊里对我点头说“辛苦了”，我望着他走远的背影，把手指掐进掌心。《好久不见》是写给他偶尔顺路经过旧址却不再上楼的那段时间——丸子说他的脚步在街角停了三次，但没有一次走近过大门。《淘汰》是写给他在我梦里反反复复出现的那张脸——明明是他先对我好的，先给我烤秋刀鱼的，先在我家沙发上睡着的，先送我蝴蝶结的。怎么最后是我在唱“你的不安赢得你信任，我却得到你安慰的淘汰”。
唱到最疼的一首，是五月天的《温柔》。那是我让老板刻进《猫猫 Vol.5》最后一轨的歌。没有给客人的赠言，没有安可，只有一人一吉他坐在舞台中央，聚光灯从我头顶打下来，让面具在鼻梁上压出一小块沉默的阴影。
“……不打扰，是我的温柔。”
最后一个音落下的时候，酒吧里安静了至少五秒。那几秒里没有人吹口哨，没有人起身拿外套，连吧台后面冰块融化的声音都格外清脆。然后角落里一个上了年纪的客人——他不是忍者，只是住在后街的普通木叶老人，他的儿子两年前在边境任务中牺牲——摘下眼镜，用袖口擦眼眶。他没有出声，但老板在旁边递纸巾时自己也咳嗽了好几声。
那天晚上收工，老板把热巧克力放在我面前，难得没说话。
“……不打扰，是我的温柔。”他重复了一遍这句歌词，“写得真好。”顿了片刻，他又补了句：“但也是真的苦。”
我点了点头。
我的财富是在某一天我清点存款时忽然意识到的。
CD分成、演出的固定酬劳、老板替我留的夜间加班费，还有一些情报课合作方买断部分歌曲在五大国同步发行的版权预付款——不是一夜暴富，是稳定、持续、从无到有地积累起来的。暗部工资我从来没有动过，每个月准时打进去之后就留在账户里，但我身上常穿的那件墨蓝色便装已经磨出了袖口的线迹，上台遮脸也永远是半截面具。
我给自己买了新吉他——一把全手工的民谣琴，比原来那把贵得多，低音弹下去不再有沙沙的杂音。又买了一套便携录音设备，这样不用每次都依赖情报课的老爷子加班，可以在深夜里独自把新写的歌录成小样，等他离职以后再交给他慢慢刻盘。剩下的钱我存下来了一半，另一半全部匿名捐给了木叶战后遗孤抚养院。署名不是萤火，也不是猫猫，是一个没有名字的猫爪印。后来有一次我在暗部资料室翻文件，发现卡卡西也定期给抚养院汇款，用的一行备注是“用于孤儿教育，不具名”。我的猫爪和他的“不具名”并排出现在同一本受捐名册上，中间只隔了几行旁人写的记录。
这之后不久，抚养院的孩子画了一幅画贴在募捐箱旁——一个白发的高个子牵着几只小猫，旁边画了双猫耳朵。后来凯从商店街淘到我CD后一脸兴奋地跑来“猫猫！抚养院的孩子画了张画！画上这猫怎么那么像你——”他说了一半自己停住了，把后半句吞回嗓子里。
凯没有追问。但他大概，终于猜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