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以前说话不是这样的，”芳婳歪着头想了想，眉毛拧成一团，“你以前说话……像唱歌。软软的，慢慢的，好听。现在说话像……像我们私塾里的先生。硬邦邦的，很快，像在跟人吵架。”

任婉兮在旁边咳了一声。“芳婳，别胡说。大姐刚生完病，嗓子还没好利索。”

芳婳吐了吐舌头，不说话了。但她没有松开外祖母的胳膊，脑袋又靠了上来。

外祖母看了任婉兮一眼。这个二妹，不简单。她在帮外祖母圆场，给她找台阶下。“嗓子还没好利索”，这个借口用得好。但她也在观察。她看外祖母的眼神，跟青禾一样——带着一种“你好像不太对劲”的审视。她想知道真相，但她不急着问。她有的是耐心。她可以等。

外祖母把这件事记在了心里。

姐妹三人说了一会儿话。

任婉兮说家里的琐事——哪个铺子的租金该收了，哪个亲戚要办喜事了，父亲的腰疼又犯了，太医来看过了，说是老毛病，不碍事。每件事都说得井井有条，清清楚楚，像在做工作报告。租金收了多少，还差多少，什么时候去收。亲戚办喜事，送什么礼，包多少银子。父亲的腰疼，太医开了什么药，一日几次，一次几粒。她的大脑像一台精密的账本。

她说得有条有理，清清楚楚，像在做工作报告。外祖母听着，心里暗暗佩服——这要是在胡吉镇，婉兮绝对是个当妇女队队长的好材料。她做事利索，脑子清楚，嘴皮子也利索。但她不会去当。她是任家二小姐，她不需要当。她的世界在深宅大院里，不是在外面的田埂上。

任芳婳说她的花。她兴奋地手舞足蹈。

“大姐，我种的兰花开了！你来看呀！你不是最喜欢兰花的吗？你说兰花像君子，不争不抢，安安静静地香——它的叶子长长的，绿绿的，花是白色的，上面有紫色的斑点，像蝴蝶的翅膀！开得好好看！满院子都是香味！”

外祖母愣了一下。原主喜欢兰花。她脑子里翻了一下记忆，确实有。原主确实喜欢兰花，窗台上那盆兰花就是原主亲手种的。她每天都要浇水、施肥、松土，跟兰花说话。她把它当作自己的孩子。但外祖母对兰花没什么感觉。她更喜欢能结果子的东西——桃树、杏树、枣树。种下去能吃的，能填饱肚子的，能拿去换钱的，才是好东西。花好看，但不能吃。

“改天去看，”她说，“这两天不想出门。”

芳婳撅了撅嘴，但没有再说什么。她的嘴撅得老高，能挂油瓶。

任婉兮又看了外祖母一眼。那一眼很短，短得不能再短。但外祖母捕捉到了。那不是“大姐变了”的疑惑。那是“你到底是谁”的审视。她的目光从外祖母的眼睛移到她的眉毛，从眉毛移到嘴角，从嘴角移到坐姿。她在收集证据。她在确认自己的判断。外祖母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假装没看见。

她知道自己瞒不了多久。任婉兮太聪明了。聪明人不会相信“嗓子不舒服”“身子还没好利索”这种借口。聪明人会自己去找答案。她只希望，在任婉兮找到答案之前，她已经找到了回去的路。

午后，外祖母一个人坐在窗前。

她从袖子里摸出一张纸。那是她穿越过来的第一天晚上写的——她怕自己忘了胡吉镇，忘了她是谁。忘了自己从哪里来，忘了自己要到哪里去。纸上的字歪歪扭扭的，是她用毛笔写的，不习惯，手抖。

纸上写着：“任伏笙，胡吉镇人。爹：任德茂。娘：王氏。妹妹：任婉兮、任芳婳。丈夫：刘彦卿。妇女队队长。”

她把纸展开，看了一遍，又叠好，塞回袖子里。纸上的墨迹已经干了，但她的记忆还没干。她不能让它干。

窗外，阳光很好。花园里的菊花开得正盛，黄的白的紫的，一团一团地挤在一起，像一群叽叽喳喳的小姑娘。有蜜蜂在花间嗡嗡地飞，忙忙碌碌的，跟她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一样，停不下来。蜜蜂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飞，只知道要飞。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只知道已经来了。

她忽然想起一件事。在胡吉镇，她也有一个花园。不是这种精致的花园，是她自己开出来的一块菜地。她在地边种了一圈向日葵，夏天的时候开得金灿灿的，比她人还高。向日葵的杆子很粗，叶子很大，花盘朝着太阳转。刘彦卿说她把菜地当花园种，糟蹋了地。她说：“地是我的，我想种什么就种什么。你管得着吗？”

那是她的日子。她的地。她的向日葵。不是这个世界的。

她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脑子里那些原主的记忆又开始翻涌——任婉兮小时候摔破膝盖的样子，哭着喊“大姐疼”，血顺着小腿往下流。任芳婳第一次绣花扎了手指头的样子，举着流血的手指头哭着来找她。任伯安端着凉茶皱眉的样子，说“这茶太苦了”。高云锦掉进池塘她伸手去拉的样子，一用力，自己也掉进去了。李望舒在朱陵宫上香的样子，虔诚得像一个小尼姑。刘彦卿第一次来府里送书、原主躲在屏风后面偷偷看他的样子。屏风是红木的，雕着花鸟。她从缝隙里看出去，看见一个瘦瘦高高的年轻人站在前厅，脊背挺得笔直，正在跟任伯安说话。她看了很久，久到腿都麻了。

那些画面太清晰了。清晰到她有时候会恍惚——那到底是谁的记忆？是原主的，还是她自己的？她分不清了。

但她知道，她不能分不清。如果她分不清，她就会在这个世界里越陷越深，忘了胡吉镇，忘了她爹，忘了她妹妹们，忘了刘彦卿。她不能忘。

她睁开眼睛，从袖子里又摸出那张纸，看了一遍。字迹歪歪扭扭的，但每一个字都是她自己写的。不是原主写的，是她自己写的。是她的手，她的笔，她的字。

“丈夫：刘彦卿。”

不是这个世界的刘彦卿。是那个坐在胡吉镇门槛上看书的穷书生。瘦得像竹竿，脊背挺得笔直，说“文章自有风骨”的时候，下巴微微扬起，倔得像头驴。那是她的丈夫。她要回去找他。

傍晚，外祖母去给任伯安请安。

任伯安坐在书房里，手里拿着一卷书，但没在看。他看着窗外出神，目光落在院子的桂花树上，但没有焦点。他听见外祖母的脚步声，才回过神来。他把书放下，用手指捋了捋胡须。

“伏笙，”他说，“你来了。坐。”

外祖母在他对面坐下。桌上放着一盏茶，已经凉了。任伯安端起茶，喝了一口，眉头都没皱一下。茶凉了，苦了，他喝得面不改色。

外祖母看着他的动作，心里忽然动了一下。她爹也这样。喝凉茶从来不皱眉，苦的也喝，涩的也喝。她娘在世的时候常说：“你爹这个人，热的能喝，凉的也能喝，什么都咽得下去。好的坏的，都往肚子里咽。”她那时候不懂什么叫“什么都咽得下去”。后来她爹一个人把她们姐妹仨拉扯大，她才懂了。

任伯安放下茶盏，看着她。他的目光在她脸上停了一会儿。

“伏笙，你是不是有话跟爹说？”

外祖母张了张嘴，想说“没有”。但她没说。她看着任伯安的脸——那张陌生的、当大官的男人的脸。跟她爹长得不一样，脸比任德茂长，眉眼比任德茂深，气质比任德茂儒雅。说话不一样，声音比任德茂低沉。身份不一样，一个是朝廷命官，一个是胡吉镇的小商贩。但他看她的眼神，跟她爹看她的眼神，是一样的。那种“我女儿长大了，但我还是不放心”的眼神。那种“你在外面受了委屈，回来跟我说”的眼神。那种“天塌下来，爹给你顶着”的眼神。

“爹，”她说，“我想出去走走。”

“去哪儿？”

“去沈梦笙那儿，”她说，“城南那条巷子。”

任伯安看了她一眼，没有问为什么。他只是点了点头。“行。让青禾跟着。别太晚回来。”

“好。”

外祖母站起来，走到门口，脚步顿了一下。她想回头看一眼。但她没有回头。因为她怕自己一回头，会叫出那个不该叫的名字。不是“爹”。是“爹”。但叫的不是任伯安。是任德茂。她不能叫错。

她走出书房，走过回廊，走过花厅，走到大门口。青禾已经备好了马车，在门口等着。马车是青灰色的，帘子是素色的麻布。

“大小姐，去哪儿？”

外祖母上了马车。

“城南。梦笙居。”

马车辚辚地驶出去。外祖母靠在车壁上，闭着眼睛。脑子里那些原主的记忆又开始翻涌——像潮水一样，一波一波地涌上来，退下去，又涌上来。涌上来的有她的脸，有他的脸，有胡吉镇的麦田，有南国的花园，有刘彦卿的灰布衫子，有任伯安的官袍。她分不清哪些是自己的，哪些是别人的。

但她知道，沈梦笙或许能告诉她一些事。那个在最后一页写下“你我的相遇，不是巧合”的女人，也许知道这个身体的秘密，也许知道她为什么会来到这里，也许知道她还能不能回去。

马车穿过南国的长街，暮色开始四合。

远处，国子监的钟声悠悠地响了。

（第五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