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云锦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她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已经凉透的茶，眉头微微皱了一下——不是因为茶凉了，是因为她在想该怎么回答。她想了一会儿，把茶杯放下，两只手交叠放在膝盖上。
“伏笙，”她终于开口了，“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个人，你说什么他都点头，但你知道他根本没听进去？”
外祖母想了想。她想起妇女队里的那些调解案例。
“有。妇女队有个姐妹，她男人就是这样的。她说‘今天别去打牌了’，他说‘好好好’。转头就去了。她说‘给孩子交学费’，他说‘行行行’。拖了三个月都没交。这种人，嘴上答应得快，心里根本没当回事。他答应的目的是让你闭嘴，不是真的答应。”
高云锦点了点头。
“仲安就是这样的人，”她说，“他不是故意的。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这样的人。他对我说‘好的’‘行’‘听你的’，然后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他不是骗我，他是真的觉得他听了、他答应了、他就做到了。但他没有。”
“你能举个例子吗？”外祖母问。
高云锦想了想。
“有一年，我想去学画。不是要当画家，就是想学。我从小就喜欢画画，但家里不让我学，说那是艺人的活儿，大小姐不能学。我忍了二十多年，忍到孩子都大了，觉得可以学一学了。我跟他提了一次，他说‘好，你去’。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他不反对，也不支持。不拦着，也不帮忙。他只是……不管。”
“你自己不能去吗？”
“能，”高云锦说，“但你知道，做一件事，有时候不是钱的问题，不是时间的问题，是——你需要有人跟你说一句‘你去吧，家里有我’。你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有一个人在背后撑着。你画不好，回来了，他说‘没事，下次会更好’。你画好了，他说‘我老婆真厉害’。”
她说到这里，声音终于有了一丝波动。
“他不说。不是故意不说，是他想不到要说。他想不到，一个女人想去学画画，除了‘好，你去’之外，还需要别的什么。”
外祖母沉默了很久。
她想起自己年轻时候的一件事。那时候她刚当上妇女队队长，想带着姐妹们搞一个织布合作社。她把想法跟她爹说了，她爹听完，只说了一句话：“你觉得行，就干。家里的事不用你操心。”
就这一句话。
没有“好，你去”，没有“你自己决定”。他说的是“家里的事不用你操心”——意思是，你尽管往前冲，后面有我。你闯了祸，我兜着。你失败了，回来还有饭吃。
外祖母那时候没觉得这句话有多重。现在想起来，那是一个没什么本事的庄稼汉，能给女儿的最大的支持。他没读过书，不会说漂亮话，不懂得什么叫“支持女□□业”。他知道的只有一件事：女儿想干的事，别拦着。
“你后来去了吗？”她问。
“没有，”高云锦说，“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曾经绣出过歪歪扭扭的梅花，曾经学过怎么分石榴红和海棠红，曾经在一个又一个秋天里熬桂花糖。现在它们端端正正地交叠在膝盖上，什么也不做。“我这辈子，有很多事情，都是这样不了了之的。”
真正让高云锦从云端跌下来的，是抄家。
“那一年，朝廷说我家通敌，”高云锦说，“派了官兵来抄家。官兵来的时候，我正在院子里浇花。牡丹，姚黄，我种了三年，那年第一次开花。我听见外面吵吵嚷嚷的，还没来得及问怎么回事，大门就被撞开了。门是楠木的，三寸厚，他们用撞木，三下就撞开了。楠木碎屑飞了一地。”
她的声音还是很平静，但外祖母注意到，她交叠在身前的手，微微收紧了。
“家里的东西，能搬走的都搬走了。搬不走的，砸了。我爹被关进大牢，我娘急得吐了血。她吐出来的血是黑的，大夫说是急火攻心。我们几个孩子被赶出家门，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来得及拿。我穿的就是身上这件褙子，脚下就是这双绣花鞋。连一件换洗的衣裳都没有。”
“你嫁妆呢？”外祖母问，“你不是准备了十几年的嫁妆吗？”
高云锦苦笑了一下。
“嫁妆？都在那场抄家里没了。那些绣了三年的刺绣，那些打了整整一年的银器，那些九千六百担桂花糖——都没了。糖化了，化在库房里，流了一地。蚂蚁排着队来搬，搬了整整一个夏天。银器被抢了，刺绣被撕了，撕成了布条，被官兵拿去当抹布。什么都没剩下。”
外祖母没有说话。
她想起自己在胡吉镇见过的那些被抄家的地主。一夜之间，从人上人变成了过街老鼠。她那时候觉得，那些人活该——谁让他们剥削农民？但现在坐在这里，听高云锦用一种近乎没有情绪的语气讲述这一切，她忽然觉得，有些事情，不是“活该”两个字能概括的。
“后来呢？”她问。
“后来我跟着仲安搬到了乡下，”高云锦说，“他家也受了牵连，但比我家好一些。我们在乡下租了一间破院子，三间土房，下雨就漏。院子里长满了草，厨房里的锅是漏的，水缸是裂的。墙角的土是湿的，长着青苔。”
她说到这里，忽然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没有苦涩，没有自怜，只是觉得好笑。
“你猜我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什么？”
“我把院子里的草拔了，”她说，“拔了三天。手上磨出了水泡，水泡破了，长出了茧子。然后种了一排菊花。菊花的种子是从娘家带出来的，揣在袖子里，抄家的时候没被搜走。那是我从那个家里带出来的唯一一样东西。”
外祖母看着她。
这个人，被抄了家，被赶出住了几十年的宅子，搬到一间漏雨的土房里，做的第一件事——是在院子里种花。不是修屋顶，不是堵墙缝，不是去买锅补缸。是种花。种那些不会结果子不能吃的东西。
她忽然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贵气。不是住多大的房子，不是穿多贵的衣裳，是房子没了、衣裳没了之后，你还能在漏雨的院子里，种一排花。花开了，你坐在花前面，看着它们，心里还是美的。这才是别人抢不走的东西。
“苦吗？”外祖母问。
“苦，”高云锦说，“但我不觉得苦。我就是觉得——日子还得过。天塌不下来。塌下来，也得先把饭做了。”
外祖母听到这句话，心里猛地动了一下。
因为她也说过一模一样的话。
高云锦在乡下住了很多年。
那些年里，她学会了劈柴、生火、腌咸菜、补衣裳。她以前用过的绣花针，绣的是鸳鸯、牡丹、凤凰。现在用的针，缝的是补丁。补丁摞补丁，一件棉袄穿了好几个冬天。她从来没有抱怨过。不是因为她坚强，是因为她觉得，抱怨没有用。日子不会因为你抱怨就变好，只会因为你抱怨变得更难看。
“我娘以前跟我说过一句话，”高云锦说，“她说，‘一个人这辈子，享得起福，也要吃得起苦。享福的时候不张狂，吃苦的时候不抱怨，这才算没白活。’我以前觉得这话是说着好听的。后来才知道，这是真的。她不是说着好听的，她是吃过苦的，她知道苦是什么味道。她不想让我怕苦。”
外祖母听着，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这个人的故事，比沈梦笙的更值得写。沈梦笙的故事，是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被人辜负，替自己不值。高云锦的故事，是一个关于活着的故事——富贵不张狂，落魄不抱怨，把每一天都过成该过的样子。
“你现在呢？”外祖母问，“你后来搬出来了？”
“嗯，”高云锦说，“后来平反了，朝廷还了一部分家产。但跟从前比，连零头都算不上。连一个零头都算不上。我和仲安搬到城外的一处小院子里，不大，但够住。我还在种花。种得没有从前好，但看着也高兴。”
“孩子们呢？”
“孩子们都大了，各有各的日子。我不管他们，他们也别管我。我活了这么大岁数，不想再管别人了。管好自己就行。”
高云锦说到这里，忽然笑了，笑得像个调皮的小姑娘。她的眼睛弯成了月牙，露出了一排整齐的牙齿。
“伏笙，我跟你说句实话。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不是家道中落，不是抄家，不是那些嫁妆没了。那些都是身外之物，没了就没了。我最大的遗憾是——”
她顿了一下。
“我情窦初开的时候，我娘不愿意。我嫁了仲安，他是个好人，但不是那个让我情窦初开的人。后来我情窦再开的时候，仲安还在，我不能。再后来——你猜怎么着？”
外祖母摇了摇头。
“我到了情窦乱开的年纪了，”高云锦笑着说，“孩子们又觉得丢人。说我这么大年纪了，还想那些有的没的，不像话。”
外祖母没忍住，笑出了声。
高云锦自己也笑了，笑着笑着，声音低了下去。
“我年轻的时候，你别看我没贼心没贼胆，我可是有贼惦记的。好歹也是一枝花。后来我有贼心了，没贼胆。再到现在——”
她抬起手，摸了摸自己的脸。皮肤已经松弛了，皱纹从眼角爬到了鬓边。
“现在我贼心也有了，贼胆也有了，贼没了。”
外祖母大笑起来。她笑得前仰后合，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丫鬟在外头听见了，面面相觑——大小姐今天怎么这么高兴？
高云锦也笑，笑着笑着，两个人的笑声渐渐小了，院子里安静下来，只有风吹过桂花树的声音。
“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高云锦轻轻地说，“我错过了我的青春，现在连想都不好意思想了。”
外祖母看着她。
夕阳的光从水榭的窗棂里漏进来，落在高云锦的脸上。她穿着那件秋香色的褙子，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坐得端端正正。她的脸上有皱纹了，眼角、嘴角，细细密密的，像瓷器的开片。但她笑起来的样子，跟外祖母在书上看到的那些仕女图里的女子，一模一样。
不，比那些画里的好看。因为画里的人是死的，她是活的。她笑过、哭过、富贵过、落魄过、爱过、遗憾过——但她还是干干净净的，从骨子里透出来的那种干净。没有被抄家磨掉，没有被岁月磨掉，没有被遗憾磨掉。
外祖母忽然想起沈梦笙最后说的那句话——“我只是替自己不值。”高云锦呢？她替自己值不值？她问了。
高云锦想了想。她抬起头看着天边的云，云被夕阳染成了橘红色，一团一团的，像棉花糖。
“值不值？我不知道。但我这辈子，没有对不起谁。这就够了。”
（第三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