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主任组的局，安排在学期末的最后一个周五。

地点在学校附近的一家淮扬菜馆，包间不大，一张圆桌能坐十二个人。周主任叫来了自己带的几个研究生，又请了公共卫生学院的魏瑾副教授，说是“跨学科交流，开阔视野”。方屿是其中之一。宋林也在。

魏瑾到的比约定时间早了十分钟。她穿了一件黑色的高领毛衣，外面套了一件驼色的大衣，头发散着，长度刚好到锁骨。她走进包间的时候，所有人都站起来了——不是因为她爸是校长，是因为她站在那里，就有一种让人不自觉想站起来的气场。不是压迫感，是从容。一种被顶级学府和顶级家世共同打磨出来的、笃定的从容。

“坐坐坐，别客气。”周主任招呼大家坐下，然后转向魏瑾，“魏老师，这些都是我带的研究生，有几个明年要毕业了，想听听你的建议。”

魏瑾笑了笑，目光在桌上扫了一圈。“周主任的学生，质量都很高。我听说今年有个学生在儿科轮转的时候独立诊断出一例川崎病，是您带的？”

方屿正在倒茶，手里的茶壶顿了一下。周主任看了他一眼，笑着指了指他：“就是他，方屿，方屿现在研二、已持有执业医师资格证书、并处于规培并轨培养阶段的医生，很优秀。”

魏瑾的目光落在他身上，打量了两秒。“川崎病在早期很容易被误诊为普通感冒，你能独立诊断出来，说明基础扎实，临床思维也够敏锐。”

方屿放下茶壶，点了点头。“谢谢魏老师。那例病人的临床表现比较典型，发热超过五天，加上结膜充血、皮疹、颈部淋巴结肿大，几个主要指标都齐了，所以没有太费周章。”

魏瑾看了他一眼，微微点了一下头，没再多说。

菜陆续上来了。淮扬菜，清淡，精致。周主任带头，大家边吃边聊。话题从明年的毕业方向聊到规培，从规培聊到现在的医疗环境，从医疗环境聊到医患纠纷。聊到医患纠纷的时候，有学生忽然开口了。

“魏老师，您最近是不是在跟那个律师郑深合作？”

桌上安静了一瞬。所有人的筷子都顿了一下，然后不约而同地放慢了速度。耳朵都竖起来了。

魏瑾正在喝汤，闻言放下汤匙，拿起纸巾擦了一下嘴角。她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还是那么从容、笃定、不动声色。

“是。他在做医疗纠纷的业务，需要专业的研究支持。我的研究方向是卫生政策与医疗质量管理，正好对口。”她顿了顿，然后笑了一下，“不过你们想问的不是这个吧？”

提问的学生耳朵红了。桌上有人低头憋笑。

魏瑾没有回避。她放下纸巾，靠在椅背上，语气很自然，像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郑深这个人，我认识他很早。不是最近才认识的。”

桌上所有人都看着她。

“我在约翰斯·霍普金斯读博的时候，有一年他代表客户去美国谈一个跨国医疗纠纷的案子。那个案子的另一方是一家美国顶级的医疗机构，对方请的律师是当地最有名的医疗纠纷团队。所有人都觉得他赢不了。他一个人去的，连助理都没带。”

她停了一下，像是在回忆什么。

“他在华盛顿待了两个月。那两个月里，他读完了那家医疗机构过去十年所有的相关案例，把美国医疗纠纷的法律框架研究得比当地律师还透彻。最后和解了，和解金额对客户非常有利。对方律师后来跟他成了朋友——你们能想象吗？对手变成了朋友。”

她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我当时在霍普金斯读博，一个朋友认识他，介绍我们见了一面。我问他，你是怎么做到的。他说——‘我只是比他们多读了一点东西。’”

她放下茶杯，笑了一下。“后来我回国了。再后来，我在新闻上看到了他的名字。他打了那个医患纠纷案——就是林小禾那个案子。”

她看着桌上的茶杯，目光变得柔和了一些。

“我对这个人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我花了很多时间去了解他的过往。他这个人太低调，网上的信息太少了，我通过朋友、通过一些法律界的人脉，一点一点地拼出了他的样子。”

她抬起头，看着桌上的人。

“他刚执业没多久的时候，接过一个医疗纠纷的案子。一个十七岁的男孩，奶奶在一家小诊所输液的时候过敏性休克，送到县医院没救回来。那个男孩父母都不在了，就剩他和他奶奶。他一个人打官司，找了好几个律所，没人接。郑深接了。”

方屿的筷子停在盘子上方。

他想起林佳宁跟他说过这件事，他托林佳宁帮忙联系郑深要案例资料的时候，林佳宁随口提过一句：“成远你别看他那么逗，他小时候特别苦，奶奶被医疗事故害死了，是我舅帮他打的官司，后来还供他读书。成远说他这辈子最大的运气就是遇见我舅。”方屿当时听了，觉得郑深这个人有点不一样。

现在魏瑾重新提起这件事，方屿忽然意识到——那不是“正常帮助”。一个刚执业的律师，接了一个赢面不大、没什么油水的案子，打了八个月，一分钱没赚，还搭进去不少。他供一个孤儿读书，给他工作。这不是“正常帮助”。这是一个人，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做了一件对的事情。

“官司打了八个月。对方是一个小诊所，没什么钱，就算赢了也赔不了多少。而且那个案子在事实上确实有争议——诊所的医生没有做皮试，但那是一种很常用的抗生素，过敏概率极低，很多诊所都不做皮试。其他律师不接，是因为觉得胜算不大，就算赢了也没什么油水。”

她看着面前的盘子，声音轻了下来。

“但郑深接了。他打了八个月，最后和解了。赔偿金额不算高，但那个男孩拿到了一个说法。”

她抬起头，看着桌上的人，笑了笑。

“你们知道那个男孩后来怎么样了吗？”

没有人说话。

“他后来考上了大学，来了北京，一直跟着郑深。现在在他律所工作。”

桌上有人发出了“哇”的一声。方屿握着筷子的手，指节微微泛白。这件事他早就知道。但从魏瑾嘴里说出来，从“一个真正了解郑深的人”嘴里说出来，感觉完全不一样。像一个你已经知道的答案，被别人用另一种方式重新证明了一遍。你以为你已经懂了，但再听一次，还是会被击中。

桌上很安静。没有人动筷子，没有人夹菜。

方屿坐在魏瑾斜对面的位置，手里握着茶杯。杯壁有点烫，但他没有放下。他看着魏瑾说话的样子，看着她提起郑深的时候眼睛里那种亮亮的光。那种光不是少女怀春的那种光，是一个真正了解他的人、真正欣赏他的人、真正为他感到骄傲的人，才会有的光。

“魏老师，”有的学生忍不住问，“您是不是喜欢郑律师啊？”

桌上彻底安静了。

魏瑾没有回避，没有害羞，没有那种被戳穿心事之后的慌乱。她笑了一下，很坦然。

“是。我非常欣赏他。”

她顿了顿。

“但他没有这个意思。”

桌上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个转折来得太突然了。一个校长的女儿，约翰斯·霍普金斯的博士，三十一岁的副教授，坐在饭局上，对着满桌的人，说“他没有这个意思”。语气里没有委屈，没有不甘，甚至没有遗憾。就像一个陈述句。一件已经发生过的、她接受了的、不需要再纠结的事情。

“我约了他好几次。他每次都带着他的秘书来。全程谈工作，谈完就走。”魏瑾说到这里，笑了一下，笑里带着一点无奈，但更多的是一种坦荡的、不遮掩的欣赏，“他不喜欢我。至少不是那种喜欢。但这不影响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她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然后把茶杯轻轻放在桌上。

她看着桌上的茶杯，声音轻了下来。

“他没有接受我，但我尊重他的选择。能认识他，已经很好了。”

桌上没有人说话。

魏瑾语气太平静了。平静到让方屿觉得，她是真的接受了这件事。不是假装接受，是那种——你站在远处看着一座山，你知道你爬不上去，但你觉得那座山在那里就很好。你不需要拥有它，你只需要知道它在那里。方屿从来没有用这种方式看待过任何人。他看郑深的方式，和魏瑾不一样。他说不清楚哪里不一样，但他知道不一样。

他想起郑深说“我怕输，但我更怕本来能赢的、因为没尽力，输了”的时候，眼神里那种很浅的、一闪而过的坦诚。他想起郑深在院子里等他洗碗的时候，手臂靠着他的手臂，隔着毛衣和大衣，那一小片暖的。

魏瑾说的“能认识他，已经很好了”。方屿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也这么想。他认识郑深的时间比魏瑾短得多，见面的次数一只手数得过来。但他每次见到郑深，都觉得那个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激励”？不是“榜样”？他突然觉得说不清楚了。

方屿忽然觉得，他和郑深之间的距离，不是他以为的“一个研究生和一个高级合伙人”之间的距离。那种距离是可以靠努力缩短的。他多发几篇论文，多做几个课题，多积累几年临床经验，他也能成为一个很厉害的医生。但有一种距离，是靠努力缩短不了的。那是，一个人走了多远的路、做了多少对的事情、成为了一个什么样的人之后，才拥有的那种分量。那种分量不是学历、不是职位、不是收入，是他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在没有人要求他的时候、在没有任何利益回报的情况下，选择去做的事情。

郑深打那个案子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成远不说，他自己更不会说。林佳宁跟方屿提过一次，但只是随口一提。现在魏瑾坐在饭局上，把这件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像一个见证人在陈述事实。方屿才知道——原来是这样。原来他做了这么多。

他觉得，他走得还是太慢了。

魏瑾三十一岁就是副教授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博士，顶刊论文，站在讲台上所有人都听她的。郑深三十四岁已经是业内最顶尖的律师，打了无数个大案子，帮了无数个人，几乎没有输过。医学这条路上，比他强的人太多了。他从来都是看着那些人的背影，告诉自己“我会走到那里的”。但今天不一样。今天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优秀的人，是一个优秀的人在说另一个优秀的人有多好。那种感觉，像一道光照进了一间他以为已经很亮的房间，他才发现——原来还这么暗。

他想起自己的妈妈。蕊蕊走后两年，父母离婚了。他跟着妈妈。妈妈一个人把他带大，供他读书，从来不说苦，从来不抱怨。她只说“你好好学，以后当个好医生”。方屿每次想到妈妈，心里都会紧一下。他觉得自己走得还不够快，还不够好，还没有成为让妈妈骄傲的那种人。他想成为很强的人——不是为了被谁仰望，是为了蕊蕊，为了妈妈，为了那些像蕊蕊一样的孩子。

他要把那些孩子救回来。一个都不漏掉。

方屿把茶杯放下，深呼吸了一下。然后他抬起头，看着魏瑾。魏瑾正在和周主任说话，不知道说了什么，她笑了一下，笑得很轻，但很真。

饭局结束后，方屿和宋林一起走回学校。北京的晚上很冷，风从胡同口灌进来，吹得人脸疼。宋林缩着脖子，把手插进口袋里，嘴里嘟囔着“冷死了冷死了”。方屿走在他旁边，围巾拉得很高，遮住了半张脸。他的围巾是深蓝色的，不是之前那条燕麦色的。那条燕麦色的还在郑深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