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客户？”

“一个做护肤品的牌子。让我帮他们做一整年的内容。”

母亲那边沉默了一会儿。苏晚以为信号断了，把手机拿下来看了一眼，通话时间还在跳动。然后她听到母亲把水龙头关了，在围裙上擦手的声音——她擦手的声音和秦姨一样，手在粗糙的棉布上摩擦出沙沙的声响。

“你以前不是说想进大公司吗？”母亲的声音很轻，“现在不去了？”

“不去了。”苏晚说，“我现在这样挺好的。自己给自己发工资，不用跟人站队，也不用喝酒。”

“那就好。”母亲说。她没有问收入，没有问“自由职业靠谱吗”，没有说“隔壁老王的女儿考上了公务员”。她只是说“那就好”，然后补了一句：“你外婆要是还在，肯定说你出息了。”

苏晚握着手机，没有说话。窗外银杏树的叶子黄了一半，被夜风一吹沙沙响，像无数只小手在轻轻鼓掌。

“妈。”

“嗯？”

“我那时候辞职，你生我气吗？”

母亲又沉默了一会儿。这一次的沉默比刚才更长，长到苏晚能听到电话那头厨房里水龙头没拧紧的滴水声，滴——答——滴——答，像是某种耐心等待的节拍器。

“气过。”母亲终于开口，声音还是慢的，带着小城口音，那种口音让苏晚一下子回到老家的厨房里，“不是气你辞职。是气你什么都不跟我说。你一个人扛着，外婆走了，外公也走了，你一个人在杭州，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是你妈。”最后四个字忽然带上了一丝哽咽，但她咽了回去，“后来看你写的文章，才知道你那三年在那边吃了多少苦。”

“没吃多少苦。”苏晚说。

母亲没有反驳她。只是说：“下次回来，带你去给你外婆上坟。她坟前今年开了好大一片野花，隔壁的大伯说叫满天星。”

母女俩又聊了几句，挂了电话。苏晚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上通话记录的时长显示二十三分钟四十二秒。这是她们在电话里聊的最长的一次。

她拿起手机打开记账软件，翻到最开始那一页——来杭州第一个月的记录。那时候每一笔支出都记得清清楚楚，精确到分。现在她已经不用每天看余额了，但这个习惯保留了下来。她把最新的月收入输入表格，看了一眼汇总栏上那串数字，然后在备注栏里加了一笔：“签约当日。请自己喝了一杯咖啡，请老余喝了一杯。老余没喝，说上班时间不喝自己的咖啡。所以他其实喝了。”

写完她合上电脑，到厨房给自己煮了一碗酒酿圆子。秦姨上个月回老家探亲前塞给她一罐自制的酒酿，说“冬天快到了，煮酒酿圆子吃暖和”。苏晚当时说不会做，秦姨就手写了一张步骤贴在冰箱上：“水烧开，放圆子，等到浮起来，放酒酿，关火，打一个蛋。蛋要最后放，不然会散。——秦”。

苏晚按着那张纸头也不回地在厨房里操作，圆子在沸水里翻滚着浮上来，白白的糯米团子挨在一起像一群挤着取暖的小鸡。

她想起阿芬说“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想起老陈什么都不说只是每个月少拿一半工资，想起赵远舟在机场挥手时脸上还没干的泪痕，想起周敏在电梯口说的“你太干净了”。这些人的话，她以前以为只是别人随口说的，现在才发现每一句都长在了她身上。

她写完最后一个字合上电脑。窗外银杏树的叶子已经被秋风吹落了大半，光秃秃的枝干在路灯下投出清晰的影子，跟她来杭州第一年看到的那个冬天一模一样。

但树是比那时候高了。她也比那时候高了，不是身高，是另外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