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岁那年秋天，苏晚得了一场急性阑尾炎。

后来她回忆起来，觉得那场病来得恰到好处——不是在创业公司倒闭后最拮据的时候，不是在自由职业刚开始最焦虑的时候，而是在一切刚刚好起来的时候。好像她的身体一直绷着一根弦，撑过了所有最难的日子，终于在她觉得自己可以松一口气的那个晚上，弦断了。

那天半夜她是被疼醒的。不是普通的肚子疼，是一种从右下腹蔓延开来的、持续的、越来越深的绞痛，像有人用一根烧红的铁丝在她的腹腔里慢慢拧紧。

她以为是吃坏了东西，撑着去厨房倒了一杯热水，靠在灶台上慢慢喝。水很烫，但她的手指是凉的，后背全是冷汗。喝了半杯之后疼痛没有减轻，反而更剧烈了，疼到她直不起腰，只能蜷在厨房冰冷的地砖上，额头抵着橱柜的门，一口一口地倒吸着气。

她想打给秦姨。手指停在通讯录上那个号码上方，看了一眼时间——凌晨两点四十分。秦姨有神经衰弱，睡着了被吵醒就再也睡不着。她退出了通讯录，翻了翻其他联系人：阿芬每天凌晨四点起来揉面，现在大概刚睡下不久；小陆赶稿赶了一个通宵，两个小时前才在朋友圈发了一张麻薯瘫在键盘上的照片说“睡了”。

她发现自己竟然找不到一个能在凌晨两点叫醒的人，不是因为没有人关心她，而是因为每一个关心她的人她都舍不得打扰。

最后她打了120。自己报的地址，自己开的门，自己躺在担架上被抬下楼。楼道里的声控灯一盏一盏地亮了又灭了，担架颠簸的时候她的后脑勺轻轻磕了一下扶手，急救员说了句“小心”，她回了句“没事”。她已经习惯了说“没事”——无论是真的没事还是假的没事，这两个字总能替她省去很多不必要的解释。

急救车的后车厢里有一股消毒水和上一个病人留下的隐约的呕吐味。她盯着车顶的白色金属板，听着警报器的声音从远到近又从近到远。窗外的路灯一盏一盏地往后退，她数了三十七盏，数到后来忘了是三十七还是三十八。

手术很顺利。阑尾没有穿孔，在她肚子里多待了一宿之后就再也不会疼了。醒来的时候苏晚发现自己躺在病房里，手背上扎着输液针，天花板的灯管发出一层惨白的光——不是惨白的，是那种介于白色和灰色之间的、在凌晨最暗的时段里显得尤其不近人情的颜色。窗帘没有拉严，外面天还没亮，窗台上有一盆绿萝，叶子蔫蔫的，跟她刚来杭州时养的那盆一模一样。

“醒了？”

苏晚转过头。一个穿着白大褂的男人站在床边，三十四五岁的样子，戴一副银色细框眼镜，手里拿着病历夹。他的声音很温和，是那种常年跟病人打交道磨出来的温和——不急不躁，语速慢半拍，但每个字都很清楚。

“我是你的主治医生，姓林。”他把病历夹翻了一页，看了看监护仪上的数字，又看了看她的脸，似乎在确认她自己和监护仪上的数字同样稳定，“急性阑尾炎，腹腔镜微创，手术大概四十分钟。术后恢复一般三到五天就可以出院。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有点渴。”苏晚说。这是她这辈子第一次在医生面前说真话——不是“没事”，是“有点渴”。大概是因为麻药还没完全退，她没力气伪装了。

林医生点了点头，从床头柜上拿了一个一次性杯子，倒了一点温水，插上吸管递到她嘴边。动作很自然，没有任何多余的关照，但吸管的位置恰好不用她抬头就能喝到。

“慢慢喝，别呛着。”

苏晚喝了一口，温水顺着喉咙流下去，感觉自己重新变成了一个人。

住院那几天，林医生每天查房都会在她病房里多待一两分钟。不是刻意的——或者至少看起来不是刻意的。他会看看她的伤口恢复情况，问她有没有排便，然后顺便聊两句。问她是做什么的，她说自由职业，写点东西。他说他也是半个自由职业——外科医生的手可以自己开刀也可以被随时召回医院，两者之间的区别只在于电话有没有响。她问他做什么手术最多，他说阑尾，因为得阑尾炎的都是年轻人，“熬着夜吃着泡面对着电脑忘了吃饭”。他看了她一眼，“你三样全占。”

苏晚笑了一下，扯到伤口，嘶了一声又笑了一下。

出院那天，林医生来签字。他把出院小结递给她，上面列了一大堆注意事项——忌辛辣、忌剧烈运动、伤口保持干燥。她在听，但没怎么认真听，只觉得窗外的阳光很好，病房里的消毒水味终于不再让她觉得冷了。

“苏晚。”他叫她名字的时候，她愣了一下。住院这么多天，他叫她一直是“你”或者“病人”，这是第一次叫名字。

“嗯？”

“你一个人在杭州？”

“算是。”

林医生推了推眼镜，看起来像是在犹豫一件不属于手术方案范畴的事情。然后他从白大褂口袋里拿出手机——这个动作他显然练过很多次，但因为对象不同，每一次都需要重新调整角度和语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