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跑去县城里大大小小的医院。每次都是挂专家号，排队等待，做各种检查，抽血、拍片子、做心电图……可检查结果永远都是一样的：一切正常。医生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有的说可能是青春期情绪波动太大，有的说可能是营养不良，开的药吃了也没什么效果。那些白色的药片，吞下去的时候带着苦涩，却治不好我身体上的痛，更治不好我心里的伤。

姥姥在电话里听说我总去医院，急得睡不着觉，一遍遍说要回来陪我，可我知道她在韩国打零工不容易，来回的路费和误工费对她来说是笔不小的开支，只能强装没事地说：“姥姥，我没事，就是有点小毛病，休息休息就好了。”可挂了电话，看着空荡荡的房间，我总会忍不住掉眼泪。我多想有个人能陪在我身边，陪我去医院，帮我拿化验单，哪怕只是在我难受的时候递一杯热水也好。可没有，我只有自己。

后来，姥姥实在放心不下，在电话里哭着让我去抚顺的大三甲医院看看，说那里的设备好，医生水平高，一定能查出问题。她给我寄来了一笔钱，那是她省吃俭用攒下来的，我摸着信封里厚厚的钞票，心里又酸又痛。为了不辜负姥姥的心意，我独自坐上了去抚顺的班车。那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出远门，凌晨的车站冷冷清清，我背着一个小小的背包，手里攥着厚厚的病历本，像一只茫然无措的羔羊。两个多小时的车程，一路颠簸，我靠在车窗上，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风景，心里充满了不安。

到了抚顺的医院，更是人山人海。我挤在拥挤的走廊里，跟着指示牌找科室、排队、挂号，看着周围都是有家人陪伴的患者，只有我形单影只，心里越发孤单。在这里，我做了更全面的检查，甚至做了脑部CT，可结果依然是正常。医生看着我失望的样子，只能安慰道：“可能是功能性的问题，平时多注意休息，保持心情舒畅，再观察观察吧。”

一次次的检查，一次次的失望，让我身心俱疲。往返的车费、检查费、医药费，花光了姥姥寄来的钱，可我的病却丝毫没有好转。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不治之症，是不是快要死了。那种绝望的感觉，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让我越来越消沉，越来越自我放逐。我甚至开始怨恨，怨恨命运的不公，怨恨为什么偏偏是我遭遇这些，怨恨这个让我痛苦不堪的世界。

直到有一天，我又一次因为剧烈头痛被邻居阿姨送到县城医院。这次接诊的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医生，他看着我苍白的脸色，又翻了翻我厚厚的病历本，沉吟了许久，然后语气凝重地对邻居阿姨说：“大姐，这孩子情况可能不太好。脑部CT看不太清楚，但隐约能看到一个阴影，不排除脑肿瘤的可能。你们还是再去大医院好好检查一下吧。”

“脑肿瘤”这三个字，像一道惊雷，在我头顶炸响。我愣住了，大脑一片空白，耳边嗡嗡作响，什么都听不见了。邻居阿姨赶紧给姥姥打了电话，电话那头，姥姥的哭声隔着听筒传过来，撕心裂肺，让我心里揪得生疼。我没有哭，只是觉得心里空荡荡的，好像所有的情绪都被抽走了。那些同学的孤立、老师的冷淡、身体的痛苦，在“脑肿瘤”这三个字面前，突然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我知道，我的人生，可能真的要彻底坠入黑暗了。可我没想到，这场看似绝望的旅程，却会在异国他乡，为我带来一束意想不到的光。姥姥在电话里哭着说：“孩子，别怕，姥姥给你办手续，你来韩国，姥姥带你去最好的医院，一定能治好你的病。”我抬起头，看着医院惨白的天花板，点了点头。

那一刻，我心里没有多少期待，只有一种破罐子破摔的麻木。我想着，反正都已经这样了，去哪里都一样。却不知道，这趟前往韩国的旅程，会让我遇见那个改变我一生的人，会让我在无边的黑暗里，重新看到希望的微光。县城的风还在吹，带着北方的凛冽，可我知道，我即将离开这座让我痛苦的城市，离开这个让我窒息的环境，前往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等待我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必须走下去，为了姥姥，也为了那个还未可知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