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皇子利用其“总理漕运革新”的钦差身份，迅速将海运的管理权限制度化。他主导成立了“海运总署”，章程中明确规定总署官员的任免需经其核准，重要航线划定、船队配额、利润分成方案也需由其最终裁定。同时，他加大了对江海帮等早期合作者的扶持，给予其更多优惠和独家经营权，以巩固基本盘，对抗大皇子的拉拢分化。

对于陆运枢纽，三皇子采取了更严厉的手段。他派出直属的审计和监察人员，对德州等地的建设账目进行突击核查，揪出了几个贪污舞弊的官员、，以雷霆手段革职查办，并换上自己信得过的人。在车马制造上，他引入竞争，除了支持旧工坊转型，也鼓励民间新兴的、与己方关系更密切的匠作坊参与，打破可能的垄断。

三皇子也意识到己方阵营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他召集核心支持者和合作的海商、漕帮首领，一方面重申共同利益，描绘未来蓝图，强化凝聚力；另一方面也隐含警告，强调“大局为重”，任何内部争斗或与对方暗通的行为，都将损害所有人的长远利益，并暗示会进行必要的“修剪”。

即便在三皇子主导的框架下，新兴的“海运-陆运”利益联盟内部，也是暗流涌动。

江海帮作为“从龙首功”，自然想独占最肥美的航线和最高的配额。但后来加入的闽粤海商，凭借更精湛的航海技术和更广泛的南洋贸易网络，也不甘示弱，要求“公平分配”。双方在总署会议上争执不休，甚至私下在码头、货源地发生摩擦。

部分转型参与陆运或辅助海运的漕帮，其内部管理模式、利益分配方式与过去跑漕船时大为不同，引发了新旧头目、有产水手与普通纤夫之间的矛盾。一些习惯了河运“规矩钱”的帮众，对于新体系中相对透明、按劳计酬的方式感到不适应，怨言滋生。

朝廷、海运总署、承包海商、实际船主、水手、陆运承包商、车马制造商、仓库管理者……这条新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在为如何切割这块越来越大的蛋糕而博弈。三皇子需要不断平衡、仲裁，稍有不慎，就会引发内讧，给对手可乘之机。

张明义在北疆，通过密信和亲信汇报，密切关注着这场发生在后方、却直接影响前线粮草供应的复杂博弈。他既欣慰于海运的壮大缓解了燃眉之急，又深感忧虑。他知道，当一项改革措施被巨大的利润驱动时，它很容易偏离最初的轨道，沦为纯粹的利益游戏。皇子们的争夺、新旧势力的缠斗、利益集团的内讧，都可能让这场旨在“强兵革弊”的变革变味。

他写给三皇子和京中支持者的密信中，反复强调：“海运陆运之设，首在为边军输粮，国之大事也。一切利便、规制，当以此为核心，切勿本末倒置，使大利遮蔽大义。” 同时，他也更加小心地守护着北疆的接收环节，确保每一粒南来的粮食，都能尽可能地落到将士口中，而不是在最后的分配环节再被层层盘剥。他身处这场风暴的最外沿，却也是最终检验这场改革成败的关键一环。前方的烽火与后方的硝烟，同样灼人。

身处北疆前线的张明义，并未因海运的初步成功而轻松。他反而感受到了更聚焦、更复杂的压力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