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看着卓安和卓远可怜的样子，叹了口气，说：“你们别急，我帮你们问问住在客栈里的华侨，他们说不定有知道的。”说完，他走到客栈的大堂里，对着几个正在喝茶的华侨喊道：“大家静一静，这两个孩子是从广州来的，要找一个叫张明远的广州人，有人认识吗？”

大堂里的华侨纷纷抬起头，看向黎卓安和黎卓远。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开口说：“张明远？是不是以前在‘广和杂货店’做事的那个？我好像听说他去了城郊的果园做工，具体是哪家果园，我就不知道了。”

另一个中年男人也说：“我也听说过他，好像是因为欠了别人的钱，杂货店被查封了，才搬走的。你们找他，说不定会连累你们。”

卓安听到“欠了别人的钱”“被查封”，心里更慌了。她不知道父亲的老友竟然是这样的情况，可现在，她没有其他选择，只能找到张明远，才有一线希望。“谢谢大家，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想找到他，麻烦大家再想想，有没有更具体的消息？”

大家又七嘴八舌地讨论了一会儿，却再也没有更多有用的信息。老板看着卓安失落的样子，说：“你们要是实在没地方去，可以先在客栈住下来，我给你们算便宜点。等你们找到人了，再搬走也不迟。”

卓安摸了摸怀里的钱袋，里面只剩下二十多块银元，那是他们最后的积蓄。她知道，住客栈会花很多钱，他们根本住不起。“谢谢老板，不用了，我们再想想其他办法。”说完，她拉着卓远，走出了侨兴客栈。

站在唐人街的街道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卓安感到一阵无助。她不知道该去哪里，该找谁，只能漫无目的地往前走。卓远看着姐姐失落的样子，小声说：“姐，没关系，我们可以自己找活干，不用靠别人。我能吃苦，我可以去擦皮鞋，去搬东西，帮你赚钱。”

卓安摸了摸卓远的头，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她知道弟弟懂事，可她不想让这么小的孩子跟着她受苦。“卓远，委屈你了。等姐姐找到活干，就送你去读书，不让你再受苦了。”

此时的印尼，正值荷兰殖民统治末期，雅加达的唐人街挤满了从广东、福建逃难来的华侨，窄窄的街道两旁，木板搭的店铺挂着“广源杂货”“闽南面店”的招牌，粤语、闽南语混着荷兰语飘在空气里。黎卓安带着弟弟挨家问有没有空房出租，可要么是房租贵得吓人，要么是房间小得只能容下一张床，还得挤三个人。

走到街尾一家“广州裁缝铺”前，黎卓安实在走不动了，扶着门框喘气。铺子里的老板娘正踩着缝纫机，抬头看见姐弟俩狼狈的模样，停下手里的活，用带着广州口音的粤语问：“你们是从广东来的？”

黎卓安眼睛一亮，连忙点头：“阿婆，我们是西关来的，想找亲戚，没找着，现在没地方住……”话没说完，眼泪就涌了上来。老板娘叹了口气，从柜子里拿出两个碗，倒满凉茶递过来：“喝了吧，解暑。我姓梁，也是广州人。”

黎卓远喝着凉茶，小声问：“梁阿婆，你这有小房间出租吗？我们能干活，我姐会算账，我能扫地挑水。”梁阿婆看着姐弟俩，两个年幼的孩子孤身从广州来印尼投奔亲友，不知道一路上吃了多少苦，也是不容易啊。想了想说：“我这铺子后面有个小阁楼，以前是我儿子住的，他去三宝垄做工了，你们不嫌弃就住那，一个月给两块银元就行，如果有空的时候能帮我看看铺子就更好。”

黎卓安激动得差点打翻凉茶，连忙拉着弟弟给梁阿婆鞠躬：“谢谢您！谢谢您！”当天傍晚，姐弟俩就把小阁楼收拾干净——阁楼虽小，却有一扇小窗，能看到街上的灯火。黎卓安把黎卓容绣的手帕放在枕头边，摸着黎卓远的头说：“卓远，以后我们就在这落脚，等攒够了钱，再找回家的路。”

夜里，街上传来小贩收摊的梆子声，黎卓远在姐姐的床边打了地铺，一整天的惶恐不安和疲惫让他很快就睡着了。黎卓安却没合眼，她借着月光，在纸条背面写下今天的日子：“民国九年七月十六，遇梁大婶，得安身之处。卓远安好，勿念。”在这陌生的南洋，这小小的阁楼，就是他们暂时的家，也是他们寻找希望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