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完父母的下葬事宜，卓安带着弟弟妹妹回到缫丝厂时，暮色已像一块沉重的黑布，将这片只剩下一片狼藉的厂区废墟裹得严严实实。扭曲的铁架上面还挂着烧焦的蚕丝，风一吹，就像断了线的蛛网，轻飘飘地落在满是灰尘的地面上。
卓安走在前面，脚步轻轻的，仿佛怕惊扰了这片沉寂。她的短衫上还沾着下葬时的尘土，袖口被树枝勾破了个小口，露出的手腕上，母亲留下的银镯子泛着淡淡的光——这个母亲生前最珍爱的物件，如今成了她唯一的念想。她看着眼前熟悉又陌生的景象，心里难受得喘不过气。
卓容抱着昏昏欲睡的卓逸，站在门口，看着姐姐弯腰翻找的背影，轻声说：“大姐，要不明天再找吧，你都累了一天了。”
卓安直起身，揉了揉发酸的腰，指尖沾了满是灰尘的纸渣。“不行，”她的声音带着一丝沙哑，语气异常坚定，“阿福叔说，有三个工人在火灾里没跑出来，他们的家人还在等着消息，咱们得赶紧把抚恤金算出来，不能让他们再着急了。”
“姐，你看，那是我的弹弓。”卓远突然停下脚步，指着车间废墟旁的一块空地。卓安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只见那把桃木弹弓躺在碎石堆里，橡胶皮筋已经被烧融，木柄上还沾着黑色的烟灰。卓远跑过去，小心翼翼地捡起弹弓，用袖子擦了擦上面的灰尘，眼眶又红了——这把弹弓是他攒了半个月零花钱买的，那天还想着午休去珠江边打鸟，可现在，一切都变了。
卓远拿着弹弓，走到卓安身边，说：“姐，我去把咱们剩下的东西收拾一下吧。爹的账本、娘的针线筐，还有你的那些单据，说不定还能找到一些。”卓安点了点头，说：“好，你小心点，别被碎玻璃划伤了手。”
卓远应了声“知道了”，就快步走向账房。他小心翼翼地跨过倒在地上的门板，推开虚掩的账房门，一股混合着霉味与焦糊味的气息扑面而来。他借着月光，在散落的账本堆里翻找着——父亲曾说过，厂里的工人工资和抚恤金记录都在最厚的那本蓝皮账册里。
走进账房里。账房里一片狼藉，账本散落在地上，有的被烧得只剩下边角，有的被前些天救火的水泡得字迹模糊。他把弹弓放进怀里，弯下腰，一本本捡起来，轻轻拂去上面的灰尘，低声自语：这些都是爹和娘用心打理厂子的证明，不能丢。
卓远蹲在地上，整理散落的账页，忽然发现一张被烧得只剩边角的纸，上面还能看清“李婶月工钱三块银元”的字迹。他想起李婶总爱偷偷塞给自己糖吃，心里一阵发酸，把纸小心翼翼地折好，放进怀里，转头，对刚刚进门的黎卓安说到：“姐，李婶家还有两个孩子，她要是不在了，孩子们可怎么办啊？”
卓安的眼眶也红了，她抬手抹了抹眼角，深吸一口气：“所以咱们更要把抚恤金给足，尽量帮衬他们。爹以前总说，工人是厂里的根，不能亏待他们。”说着，她终于在柜子最底层找到了那本蓝皮账册，封面被烧了一角，但里面的字迹还能辨认。
姐弟三人坐在账房的破桌前，借着一盏油灯的微光，开始核算抚恤金。卓安翻着账册，念出三个遇难工人的名字和家庭情况：“张师傅，在厂里干了十年，家里有个瘫痪的老母亲；李婶，干了五年，丈夫早逝，有两个孩子，大的八岁，小的五岁；王哥，刚进厂半年，还没成家，家里只有一个妹妹。”
卓容拿着算盘，手指有些发抖地计算着：“按照爹以前定的规矩，遇难工人能领二十个月的工钱做抚恤金，张师傅每月四块银元，就是八十块；李婶每月三块，六十块；王大哥每月两块五，五十块，加起来一共一百九十块银元。”
“一百九十块……”卓安低声重复着这个数字，心里沉甸甸的。她知道家里的积蓄大多存在钱庄，可缫丝厂被烧后，钱庄的人说“工厂抵押的资产已损毁，存款需等清算”，眼下能立刻拿到的，只有阿福和工人们凑的那三十多块银元，还有母亲之前藏在家里的应急钱——这点钱刚够抚恤金。但是应急钱，她有个直觉告诉她，不能动。
卓远看着姐姐紧锁的眉头，小声说：“姐，要不我去把我的弹弓卖了吧？还有我攒的那些压祟钱，虽然不多，总能凑一点。”卓安摸了摸他的头，摇了摇头：“你的弹弓是你攒了好久零花钱买的，不能卖。钱的事，姐姐再想办法。”
当晚，卓安一夜没睡。她坐在账房的破桌前，翻着家里的地契和房契——祖宅是父亲的祖上传下来的，不能卖；还有母亲的几件首饰，是外婆给她的嫁妆，之前一直放在首饰盒里，或许能卖些钱。天快亮时，她终于下定决心，把首饰盒找出来，里面有一支银镶蓝宝石簪子、一对翡翠耳环，还有一个鎏金手镯，都是母亲生前珍爱的物件。
“安姐，你要把娘的首饰卖了吗？”卓容不知何时醒了，站在门口，眼里满是不舍。卓安拿起那支银簪，想起母亲总用它绾头发的模样，眼泪忍不住掉下来：“容容，我知道你舍不得，可现在没办法，工人的家人还在等着钱救命，咱们不能不管。等以后日子好了，我给你买新的。”
卓容走过来，抱住卓安，哭着说：“我不要新的，我只要娘的东西……可我也知道，那些工人的家人更难，大姐，你做的是对的。”
第二天一早，卓安带着首饰去了城里的当铺。当铺的老板是个尖嘴猴腮的男人，拿着首饰翻来覆去地看，嘴里还念叨着：“银簪是普通纹银，蓝宝石都有点裂了，翡翠耳环的玉质一般，鎏金手镯的金层太薄，最多给你二百四十块银元。”
卓安心里清楚，这些首饰至少能值三百块，可眼下急着用钱，只能咬牙答应：“二百四十块就二百四十块，麻烦您现在就把钱给我。”老板见她爽快，立刻拿出二百四十块银元，卓安接过钱，放进布包，紧紧抱在怀里，攥的指尖都泛白了——这是母亲的念想，也是工人的希望，她不能弄丢一分。
回到缫丝厂，卓安把抚恤金分好，分别送到三个工人家里。张师傅的老母亲接过钱，拉着卓安的手，老泪纵横地说：“黎小姐，谢谢你，你们黎家都是好人，我家老张没跟错人啊！”李婶的两个孩子扑到卓安怀里，哭着喊“安安姐姐，我想娘”，卓安抱着他们，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承诺以后会常来看他们。
送完抚恤金，卓安手里加上父亲留下的五十块只剩下两百多块，还有——这些钱，要支撑四姐弟以后的生活，还要回乡下修缮老宅，远远不够。可她看着弟弟妹妹期待的眼神，还是笑着说：“放心，咱们以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
平静的日子只过了三天，一场更大的灾难就悄然而至。
那天午后，卓安正在租的小院子里晾晒衣服，忽然听到院门口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还夹杂着粗鲁的喊叫。她心里一紧，赶紧放下手里的衣服，走到门口查看。
只见五个穿着灰色军装的士兵站在院门口，为首的是个满脸横肉的军官，手里拿着一把手枪，腰间别着一把军刀，眼神凶狠地扫视着院子。“这里是黎氏缫丝厂老板黎文廷的家吗？”军官的声音像破锣一样，震得人耳朵疼。
卓安强压着心里的恐惧，走上前，轻声说：“是的，我是他的女儿黎卓安。请问长官有什么事？”
“有事？”军官冷笑一声，一脚踹开院门，带着士兵闯了进来，“老子找了你们好几天。奉桂系军阀司令部的命令，征收‘特别军饷’！你们家是西关的富商，得交两百块银元！限你们三天内凑齐，不然就把你们的宅子充公，再把你们这些小崽子抓去充军！”
“两百块银元？”卓安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她手里只剩下八十多块，就算回去把老宅卖了，也凑不齐这么多钱。“长官，我们家的缫丝厂刚被战火烧毁，银行也扣着我家的钱，我爹娘也都去世了，实在拿不出这么多钱，您能不能通融一下？”
“通融？”军官眼睛一瞪，抬手就给了卓安一个耳光，“少跟老子来这套！谁知道你们是不是故意装穷？我告诉你，三天后我再来，要是见不到钱，有你们好果子吃！”说着，他一把抢过卓安手里的洗衣盆，摔在地上，瓷盆“哐当”一声摔裂了底。
卓远听到动静，从屋里跑出来，看到卓安被打，立刻冲上去，指着军官大喊：“你凭什么打我姐姐！我们家真的没钱！”
“小兔崽子，还敢跟老子叫板！”军官抬腿就踹了卓远一脚，卓远踉跄着摔倒在地，膝盖磕在石头上，渗出了血。卓容牵着卓逸跑出来，看到这一幕，吓得眼泪掉了出来，卓逸也跟着哭，小胳膊紧紧搂着卓容的腰。
军官看着哭闹的孩子，不耐烦地啐了一口：“别在这儿哭哭啼啼的！三天后要是凑不齐钱，就把你们都抓走！”说完，他带着士兵扬长而去，临走时还顺手拿走了院子里晒着的几件新衣裳。
卓安赶紧跑过去，扶起卓远，看到他膝盖上的伤口，眼泪掉了下来：“卓远，疼不疼？姐姐给你包扎。”卓远摇了摇头，看着卓安嘴角渗出的血迹，咬着牙说：“姐，我不疼。那些坏蛋太过分了，咱们不能就这样被他们欺负！”
回到屋里，卓安给卓远包扎伤口，手指因为愤怒和恐惧而发抖。卓容抱着卓逸，坐在一旁，小声说：“大姐，咱们怎么办啊？三天后要是拿不出钱，他们真的会抓我们吗？”
卓安看着弟弟妹妹害怕的眼神，发抖的手指按着心口思绪混乱，她很清楚军官说的是真的——眼下桂系军阀在广州横行霸道，很多富商因为交不出“特别军饷”，被抄家抓人的比比皆是。她必须想办法凑钱，可去哪里凑这么多钱呢？
当天晚上，卓安又去了当铺，想把祖宅的地契抵押出去。可当铺老板一听说她要抵押祖宅，连连摆手：“黎小姐，不是我不帮你，现在时局这么乱，谁还敢收地契啊？万一哪天军阀又来抢，我这当铺都得完蛋。”
卓安又去求之前和父亲有生意往来的商人，可他们要么说“自己也困难”，要么干脆闭门不见。有个姓刘的商人，以前总说和父亲是“生死之交”，这次却隔着门说：“卓安啊，不是我不帮你，实在是这‘特别军饷’是军阀要的，我要是帮了你，以后我家也得遭殃。”
三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卓安只凑到了三十多块银元，加上那笔她坚持不动的应急钱的，一共才一百三十多块，离两百块还差得远。那天下午，军官果然带着士兵来了，看到卓安手里只有一百三十多块，立刻火冒三丈：“你耍老子玩呢？就这么点钱？”
“长官，我真的尽力了，我们家实在拿不出更多钱了。”卓安的声音带着哭腔，却还是努力保持镇定。
军官眼珠一转，看到了卓容怀里的卓逸，又看了看卓安和卓容，嘴角勾起一抹邪恶的笑容：“拿不出钱也可以，把你们两姐妹卖给窑子，应该能值两百块。”
“你敢！”卓远立刻挡在卓容和卓逸身前，手里紧紧攥着一块石头，“你要是敢动我姐姐和弟弟，我就跟你拼命！”
军官哈哈大笑起来，抬手就要去抓卓容。卓安立刻扑上去，抱住军官的胳膊，大声说：“别碰我妹妹！钱我一定想办法凑齐，再给我三天时间，就三天！”
军官甩开卓安，不耐烦地说：“好，再给你三天！要是还凑不齐钱，就别怪老子不客气！”说完，他一把抢过卓安手里的一百三十多块银元，带着士兵走了，临走时还放话说：“要是敢跑，就把你们全家都抓起来！”
看着军官远去的背影，卓安瘫坐在地上，浑身都在发抖。她知道，这三天根本凑不齐剩下的七十块，而且就算凑齐了，谁知道军阀会不会又要征收其他的苛捐杂税？这样下去，他们姐弟四个迟早会被军阀逼死。
那天晚上，这间不大的小屋里一片死寂，只有油灯的火苗在轻轻跳动，映着四姐弟苍白的脸。卓逸已经睡着了，小眉头还紧紧皱着，像是在做噩梦。卓容坐在床边看着卓逸，眼泪无声地滑落，滴在卓逸的被子上。
卓安坐在桌前，手里拿着一张泛黄的信纸，那是父亲生前的一位老友从印尼寄来的，说“南洋华侨多，容易找工作，要是有困难，可以去印尼投奔他”。以前父亲总说“不到万不得已，不离开故土”，可现在，故土已经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了。
“安姐，咱们是不是真的要被那些坏蛋抓走了？”卓远小声问，眼神里满是恐惧，却还是强装出勇敢的样子。
卓安深吸一口气，抬起头，看着弟弟妹妹，眼神里充满了坚定：“不会的，姐姐不会让他们抓走我们的。我想好了，咱们分开走——我带卓远去印尼，那里有父亲的老友，应该能找到工作；容容，你带卓逸回新会老家的祖宅，那里是乡下，军阀管不到，而且祖宅里还有几亩薄田，能种些粮食养活自己。”
“分开走？”卓容猛地抬起头，眼里满是震惊，“大姐，我不要和你分开！我们姐弟四个要在一起！”
“我也不要和姐姐分开！”卓远也跟着说，慌乱的眼泪掉了下来，“姐，咱们四个一起去印尼好不好？”
卓安看着弟弟妹妹，他们从小到大就没有分开过。可这是唯一的办法。“卓远，印尼路途遥远，卓逸才七岁，经不起长途跋涉，而且路上很危险，万一遇到军阀或者土匪，咱们谁也活不了。分开，至少还有活路。”她擦了擦眼泪，继续说，“容容，你心思细，又善良，能照顾好卓逸。新会的祖宅很安全，等我和卓远在印尼站稳脚跟，就立刻接你们过去，咱们一家人再团聚。”